摘要：在法治国家建设理念下，法律是至上性的，要求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十年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在施法这环节上，执法不严、有法不依，暴力执法等现象时有发生，损害当事人利益，破坏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促使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出现了执法困境，违背了法治国家建设理念。本文从法理学的视角进行思考，以法律意识作为切入点来分析，探讨法治国家理念下的我国执法现状。
关键词：法治 法治国家 执法 执法现状 法理学

一、法治、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要求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依法治国，一直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被写入宪法，这可以说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进步，也是宪法给以全国人民的承诺。这几十年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问题，尤其在施法这环节上，我们还做得不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在国家转型时期更是如此，施法的好坏影响到了法治国家的建设，也影响到了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在追求法治国家的路上，我们该如何执法，让法更好的实施，值得我们深思。当然，我们这里要谈的执法并不等于法的实施，法律实施是指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运用和贯彻实现，强调其运用和贯彻过程，而非结果。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内容，执法、和守法。法的执行是法律实施的一部分，一个环节，也是关键环节。所以执法好坏关乎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要谈法治国家，我们首先要了解何为法治，“法治”这一词很早就出现了，各个时期的人都各赋予其特定的含义。“法治”这一概念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法治主义”、“依法治国”、“法的统治”“法治政府”等。法治可以是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奉行法律至上的治国方略、文化现象，是一定民主政治的法律化、人人平等的受到法律规制的制度和原则。法治国家，简单的说，就是按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在我国，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十五大提出的，以这个定义，依法治国的内涵也可简明地说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是我们党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新阶段。其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有法可依是前提，有法必依是中心环节，执法必严是关键，违法必究是必要保证。法治国家的表现形式是：（1）完备统一的法律体系（2）普遍有效的法律规则 （3）严格公正的执法制度 （4）专门化的法律职业。从法治国家的概念、要求、表现形式等体现出了执法这个环节在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关键性。执法的好坏一方面说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国人的法律意识水平和文明程度高低的重要体现；从另一方面说是关系到维护社会稳定，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人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因此，我们要把握好执法这个环节。
二、执法、执法主体
　　执法又称法律执行，我们一般认为执法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对法律的执行和适用的活动。具体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授权和委托行使行政职能的组织和个人对法律的执行、适用的活动。狭义上仅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被授权组织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履行职责、贯彻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本文我们所说的执法时狭义的执法。
执法内容具有广泛性、单方性、主动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可以说执法涉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国执法主体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占的比重较小。法治国家要求执法必须严格按照宪法、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法律。但在我国，还存在规章和政策，且制定规章和实施政策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不同的标准，很难达到统一化。同时，法律法规留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太宽。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执法出现了各种中各样的问题，影响到法治国家的建设，我们不得不探究我国的执法现状。
三、现今我国的执法现状
　　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突出，执法不周使矛盾更加尖锐。
　　案列一：2008年4月23日8点55分许，迈皋桥街道城管人员来到迈皋桥华电路一家炭烤生蚝店执法，城管人员让店主将摆在店门口的桌子和玻璃柜搬进店内。市民郑毅和王骐正在店内吃夜宵，看到城管人员现场执法，心生不满，朝着几个刚刚转身离开的城管人员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真牛。”一分钟后，十几名城管人员折回来，其中一人抓住郑毅的头发，往玻璃柜台上撞，同时，另有五六名城管人员围住身材高大强壮的王骐，其中一名城管队员拿来一根长约一米的棍子，走到王骐跟前，举起棍子就往其头上夯，王骐下意识地举起右胳膊护住头，右胳膊当场骨折。随后几名城管人员商量了一下，才把郑王两人放走。之后，郑王二人赶紧通知家人并报警。经医院检查，郑毅伤势较轻，额头有些擦伤，左脸有一道很深的伤口，头部被缝了3针。王骐的伤势则较严重，右尺骨骨折，左眉处遭到重创，整个面部呈现出片状紫红色，左眼肿胀得厉害，无法睁开，在医院期间大小便失禁。从南京市城管执法人员群殴市民事件这个案例看，执法人员执法初衷无疑，都为了社会秩序，严格执法。但是在执法过程中，没有考虑群众的合法权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很好的进行利益衡量，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监督，没有清楚的认识到其执法权力的权源，甚至将无辜群众殴打致死，执法犯法，违背了其执法初衷，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理念的，也体现了执法队伍素质低下，法律意识薄弱，也重点说也许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
　　案例二：2009年3月10日，马师傅骑着三轮车到宁波北新街一带卖金鱼，车上装着两个玻璃鱼缸，内有200条小金鱼。中午12时许，马师傅准备吃饭，便将三轮车停到后宰门小学对面的马路道沿上，恰好被新城区城管执法一中队队员发现，执法人员随即对马师傅的违法行为拍照取证，并暂扣其三轮车。三轮车、鱼缸和金鱼被送到执法人员指定的保管站——一个废旧物品回收站，保管站每天收取保管费10元钱。
　　12日上午，马师傅到执法一中队交了300元的罚款后，向工作人员表示已经交不起保管费用，于是在工作人员的协调下，保管站免掉了马师傅的“停车费”。可当马师傅到保管站准备取车时，却发现鱼缸里的金鱼几乎全没了，稍微大一点的鱼也只剩下11条。马师傅便询问保管站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让马师傅大吃一惊：“鱼缸里的小金鱼被野猫捞出来吃掉了！”该工作人员说，由于在废品回收站附近经常有不少野猫出入，闻到腥味后便过来偷吃，他撵跑了好几次，可人一离开，野猫又回来，实在没办法，结果两百条金鱼只剩下11条鱼。当日下午，马师傅将情况反映到执法一中队，中队长孟浩当即要求保管站对野猫的这顿大餐“买单”。从这个案例中，执法后没有很好的处理暂扣物品，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不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罚没物品属于国家所有，暂扣物品应妥善保存，依法处置，任何人不得擅自占有、使用、买卖、出租出借罚没及暂扣物品。严格意义上，被依法暂扣物品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原物权人，执法部门及其委托的管理机构违法占有使用或者遗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可见，忽视群众利益，不勇于承担自己照成的责任，依职权强行要求他人买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原则，也违背了法治国家建设的目标。
　　案例三：2008年3月27日下午3时许，在郑州市同乐路与东三街交叉口附近，省红十字血液中心门前突然停下了两辆印有“城市行政管理执法”字样的红色小货车，几个执法队员走下车后，身后迅速聚集了数十个身着便衣的男子。这些便衣男子突然冲到了一家蔬菜店门前，将一箱箱蔬菜搬到了执法车上。店主出来阻拦，并与搬东西的人发生了正面冲突，被打倒在地，店主的妹妹上前拉架，也被人推来推去，手上被弄出两道血印。附近占道经营水果摊一家见此情况，赶忙将水果箱往屋内搬，没等搬完，几个身着便衣的男子便很快出现在其门前，抱着几箱苹果、梨等物品就往执法车上装，付伟成14岁的儿子靠近执法车想将水果搬回来，也被摁在地上，遭到一顿拳打脚踢，付伟成夫妇上前阻拦也被几个男子围住，挨了一阵拳脚。这时，对面一位修车的王晓贵师傅和路过的王世玉上前劝阻，同样遭便衣人员一阵拳脚，殴打结束后，一个执法队员还举起一把镰刀，威胁王世玉少管闲事。随后，有附近居民拨打110报警。打人者随即停手准备离开，王晓贵想阻止其离开，结果被推到了一辆执法车的副驾驶座上一直被拉到了南阳路派出所院内，由两个男子看住他10多分钟，不让其离开，在他表示将拨打市长热线投诉，才得以脱身。此次事件过程中，共计有4个经营者和2个路人被围攻，后经了解，这次行动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和金水区执法局组织的联合执法行动，而两部门对外均称没有打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则称没有参与这次集中执法行动。从规范执法的角度讲，无证执法、便衣执法、有理而失节，蛮横粗暴，欺凌弱小，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蓄意伤人，损害人民群众人身财产，明明违法却死不认错，如此执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暴力执法，政府首先不守法的行为，导致人民群众对执法行为的反感与抵制，从而达不到执法本来的预期效果，也增加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使法律得不到更好的执行，执法这个关键性的环节出现真空。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把政府比着父母官的文化，政府的违法行为往往会成为群众行为的模板，政府行为的好坏对社会的影响不可想象，因此政府的违法行为也会导向人民群众的违法行为，同时也会使得人民群众法律信仰的减退，本来法律意识淡薄的国人更不守法，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也和法治国家建设理念相距甚远，阻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
　　从几个案例中，我们可看到我国家执法现状的大抵状况。从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来，到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写入宪法，我国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中，执法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通过有效的执法，才能使法律得到更好的贯彻，从而达到立法所追求的目的，也才能更好的发挥法律的价值。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法律、法规的日臻完善、公民、法人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各级行政机关也日益重视依法办事，在行政活动中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但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违法行政、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暴力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政府形象，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已成为阻碍队伍健康发展，是法律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民众法律意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1.部门权限划分不清，部门利益心过重，为了部门利益，置群众利益不顾甚至损害，常常出现重复执法，遇到问题相互推诿、推卸责任；2.自由载量权过宽，执法随意性高，违反执法程序进行执法现象时常发生；3.执法队伍素质低，法律意识薄弱，不能很好的依法执法，利用公权力谋私利；4.情感执法，不能公平的对待执法相对人；5.缺乏监督，对人民群众监督忽视不理甚至对其威胁等。所有这些现状，造成了如今的执法困境，法律得不很好的执行，法治建设的步伐受到阻碍，如何打破这些执法困境，理论上值得我们思考。
四、对执法现状的法理学思考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人人都守法、懂法，按照法律设定的行为模式行为。这也是法律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而如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根据我国现实国情，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法治建设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要求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却忽视了要求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因此，我们常常会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公民守法，而政府不守法，甚至成为法律秩序的破坏者。
　　我觉得，提高执法队伍的法律意识、法律素养在现阶段显得更为重要。执法者法律意识、法律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其对法律价值的判断，对执法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不能很好的理解，从而在执法过程中随心所欲，情感执法，不能平等的对待当事人，以权谋私，损害群众利益。在这，我们所说的法律意识指人们对于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认识、掌握程度和心理态度的总称。可愿意说法律意识是一种观念的法律文化，对法的制定实施非常重要。其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法律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的法律动机，对自己的权利、义务的认识，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程度，以及对做出的行为的合法性评价等。只有提高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才能让其知道其行政执法的权源是来自于公民的授权。这种观点是自然法学家们所张的，其认为国家权利的构成是是公民让渡自己的部分自然权利，相约组成国家，由国家来行使公意，目的是去更好的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在我国、宪法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可以说是公意的体现。行政权是宪法、法律授权的，因此其也是公意的体现。通过提高执法者的法律意识，让其知道其执法权的权源不是上级领导给予，端正以往对权力来源的错误认识，才能使其更好的执法。
　　在法治国家理念下，提高执法者素质要求执法者做到坚信法治并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首先要掌握法律知识，法律知识是坚信法治和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理念的基础和前提,但是,仅拥有知识并不等于就树立了完整的法律至上的理念。法律之上理念主要来源于对社会发展史和法律本身所真正蕴含的正义、公平、公正、秩序、权力、自由等观念的信仰,并形成指导行为的自觉意识。真正在思想上崇尚法治,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始终把法律作为行政管理最重要、最可靠的依凭和保证,是需要内部真实、完善、积极的统一与建立法律至上“信念”而完成的。其次，对法律的内含、精神或法意有充分的认知、领悟或了解。作为行政执法人员不仅应当精通与本身执法人员相关的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而且必须理解和掌握这些法律关系、规则和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识、法律价值，法律所追求的秩序和目标。当执法者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才能使其在执法过程中做出更好更理性的价值判断，哪些行为该为或不为，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从而对执法方法做出更好的选择，不至于在执法过程中和群众发生争执后情感用事，从而损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只有提高其法律意识，才能使其明白其执法的目的是什么，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秩序状态、法律效果。当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才不至于出现案例中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违法行政、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暴力执法的现象。当政府依法办事，守法了，民众才会守法。当然，提高执法者法律意识的，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执法存在的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和现行的制度密不可分，还有待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但我相信，提高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是文明执法的前提。对客观事物的充分认识，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从而才能更好的活动。提高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其更好的把握执法规律，严格执法，从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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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涛：《“钓鱼执法”的法理学思考》，《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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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景文主编：《法理学教学参考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11月第1版。
[7].陈华：《行政执法中违法违纪问题产生原因探析》，《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01期。

[作者简介]熊利民（1989—），男，江苏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法学硕士研究生，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务、江苏济恒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法律咨询师，主要从事法理学、宪法行政法学研究。联系方式：Email: xiongliminhr@163.com

　　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特殊制度，它具有成本低、效率高、程序简便等优势，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且执行和解使得当事人的处分权在执行程序中得到充分的尊重，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民事执行和解的概念

民事执行和解是在民事执行程序的过程中当事人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就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立的权利义务进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经人民法院依职权审查后中止或终结执行程序的制度。因此，它既是一项制度，又是当事人处分自己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和解的特征

1．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结束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

2．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

3．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其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连续计算。

4．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中“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中“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三、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很少，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导致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和解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工作分不开的。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这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

3．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未作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都没有明确规定。但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

四、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分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中“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可以参照其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在执行工作中，债务人往往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其财产之后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内，法院是否应解除对债权人财产的强制措施呢？若不解除，似与执行和解的性质不符；若解除，而债务人借和解协议拖延时间、转移财产，又如何能保证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的履行，在债务未履行前，财产保全不应解除，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者原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强制执行完毕，案件终结后才可解除；而且笔者认为，不解除财产保全与执行和解并不冲突，因为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认为财产保全是对执行和解的否定。

4．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作者单位：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