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宪法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满足，各种网络平台的不断完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也开始利用这个条件，哗众取宠搞网络炒作，利用当今网民对政府、司法的敏感，对一些涉政涉诉事件扭曲事实、添油加醋，甚至是恶意诽谤、造谣抹黑，损害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网络谣言已成为社会公害、网络“毒瘤”，不仅使善良的人们受骗上当，损害社会诚信，破坏公共秩序，影响正常社会生活，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直接危及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而我国法律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与之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不相适应。

　　本文从分析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及构成主体方面入手，总结国内外针对网络谣言的刑事立法现状，对我国网络谣言刑事立法提出建议，以期加大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网络秩序。

　
　　【前言】

　　随着数字科技的不断发展和网络的普及，我们从网络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宪法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满足，各种网络平台的不断完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网络的迅猛发展在给信息交流带来快捷方便的同时，不仅为许多在实际工作中不好解决、难以解决的事情提供了一条捷径。不乏有一些因政府不当行政、司法不公、官员贪污腐败等原因给群众造成利益损害的事件被网络曝光从而得到解决的事例，但同时网络的迅猛发展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手机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和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崛起，网络谣言也呈激增之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开始利用这个条件，哗众取宠搞网络炒作，利用当今网民对政府、司法的敏感，对一些涉政涉诉事件扭曲事实、添油加醋，甚至是恶意诽谤、造谣抹黑，损害公共利益，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网络谣言已成为社会公害、网络“毒瘤”，不仅使善良的人们受骗上当，损害社会诚信，破坏公共秩序，影响正常社会生活，而且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秩序，直接危及我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而我国法律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与之所造成的危害程度不相适应，因此作者认为我国急需对此类造谣传谣行为制定相关刑罚，加大对网络造谣者和传谣者的惩处力度，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网络秩序。

　　一、网络谣言的成因

　　谣言,自古有之。《吕氏春秋•慎行》中的“察传”曾如此描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獗，獗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 (1)这是古代对于事物传播进而变异的描写，可算是对谣言最早的描了。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随意性的增强和成本的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另一方面，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的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因而，谣言等虚假信息传播的网络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2)分析网络谣言的形成及发展，以下三类角色构成网络谣言的基础构成：

　　1、谣言的制造者。只要社会还处于不完善的发展状态，就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社会的不满、抱怨乃至仇视，因而也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造谣者。造谣者既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所谓异议人士，也有基于个人或机构利益需要的虚假信息发布者；既有仇视国家和社会的恐怖谣言制造者，也有仅仅处于发泄个人不满的攻击而贬损他人名誉的无聊者，这些造谣者虽然身份和出发点不同，但目的和造成的后果则是相同的，那就是通过捏造事实、编造虚假信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在社会中制造恐怖、不安、焦虑的氛围。

　　2、传谣者。传谣者并不直接制造谣言，但一些毫无根据的网络谣言几经流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万”，添油加醋，变得三人成虎，煞有其事，极有欺骗性。而传谣者往往因其数量众多而产生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其实在网络谣言的危害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更加恶劣的作用。

　　3、信谣者。由于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一部分人由于各种原因和压力，习惯以怀疑的心里来判断失误，以个体的感受或想象对信息做出判断。这部分人往往为造谣和传谣者达成“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目的。

　　二、国内网络谣言现状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认为，网络谣言不仅在我国出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亟待治理的问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对网络谣言免疫。《人民日报》发文盘点国内十大网络谣言，每件都很具有代表性，每件网络谣言都造成了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中包括：“蛆橘事件”、“地震谣言”、“针刺谣言”、“军车进京”等等，还有几乎实际影响了全国人民的“抢盐风波”。 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管理面临的一道难题，并且将会长期存在，在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应最大限度地防止谣言出现，遏制谣言的发展，对造谣传谣要依法惩治。

　　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中也明确规定，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含有危害国家安全、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或侮辱诽谤他人的信息。《刑法》中规定的，侮辱罪、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也适用于网络世界，法律、法规规定的是以任何方式、任何渠道实施的该种行为均要承担的责任，其中也包括在网络上实施的相应行为，可依据这些规定让网络谣言的制造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然而，针对网络谣言，行政处罚手段不外乎警告和罚款，与大多数情况下网络谣言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想匹配，不能起到有效制止谣言目的。实际上目前我国对网络谣言的造谣者、传播者的处理依据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可以“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例如“抢盐风波”事件，造谣者“渔翁”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的处罚、“军车进京”谣言事件对散布谣言的李某、唐某等6人依法予以拘留。

　　还有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的第五条：利用互联网实施本决定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所列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第六条：利用互联网实施违法行为，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违反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

　　但第五条中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实际上在我国刑法中很难找到与之相衔接的刑法条款，更别说有定罪量刑的规定。

　　三、外国网络谣言刑事立法现状

　　各种形式的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打击网络谣言方面，各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在这方面，各国依据本国实际进行了相关的立法。例如2011年8月，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市“炸弹恐怖威胁学校”网络谣言造成当地社会秩序混乱后，该州政府随即逮捕通过脸谱网发布谣言的2名造谣者。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法律处罚规定，两人在被关押22天后获释。该州议会9月20日通过《动乱法》，规定制造网络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属犯罪行为，处以1-4年监禁和500-1000天薪金的罚款。此后，墨西哥联邦政府和其他各州也纷纷出台相应法律对网络造谣者加以震慑。其中，联邦政府的法律规定，对引发社会秩序混乱的网络造谣者处以最高6年的刑罚及最低300天薪金的罚款。韩国也有类似的刑事立法过程，2007年，韩国《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生效后，韩国规模较大的网站都开始实行实名制，恶意言论和网络谣言在韩国有所减少，但还是无法对其完全、有效地控制。韩国的检索门户网站每月要删除成千上万个恶意帖子，但谣言之火却依然蔓延。相反，网络谣言导致韩国演艺明星自杀的极端案例有增无减。2008年，“韩国天后”崔真实因不堪忍受网上有关她放高利贷的谣言，在寓所自杀身亡。最近3年，又有7位韩国艺人自杀，这些负面消息已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形象。因此，韩国舆论对网络传谣持批判态度，希望政府严查借用他人的身份信息上网的做法。与此同时，韩国《电子通讯基本法》规定，以危害公共利益为目的，利用电子通讯设备公然散播虚假信息的人，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缴纳5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3）

　　其他国家针对网络谣言的刑事立法有：1、希腊针对网络谣言在希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明确规定：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制造、传播危害公共秩序和公众安全的谣言，即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 2、印度2000年6月颁布《信息技术法》，涉及刑事诉讼、行政管理等内容。2008年印度对该法作出修订，规定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欺诈信息的个人最高可判处至3年有期徒刑，对故意利用计算机技术、破坏国家安全或对人民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者，可判处有期徒刑直至终身监禁。(4)

　　从各国的立法情况可知各国对网络谣言的深恶痛绝，在对打击网络谣言所采取的实际刑事立法，把网络造谣、传谣纳入到刑法的范畴并制定具体的罪名和量刑标准。对于我国惩治网络谣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网络谣言刑事立法建议

　　在面对网络言论自由和利用网络别有用心搞破坏，恶意抹黑政府形象等行为时，相关部门应从预防、应对和解决上加大力度，应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对于危害触及刑法时应坚决予以打击，做到有法可依。

　　首先、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我国在民法通则、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都有针对谣言的相关规定。然而,这个看似全面的法网，却未能有效制止谣言的迅速传播。针对网络谣言,行政处罚手段不外乎警告和罚款，与大多数情况下网络谣言受害者所遭受的损失不相匹配。从民事法律层面而言，网络谣言的侵权只是一个新现象，而不是新的法律问题。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目前我们虽已认识到网络谣言的危害性，也同时采取了各种措施防谣止遥，但现行刑法并无针对网络谣言的具体罪名。然而网络谣言已符合即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构成要件。不应让处罚仅停留在治安管理处罚之上，或是仅仅指向了刑事处罚，而应有实质的刑事立法，这样才能完善我国针对网络谣言的处罚层级，让网络谣言的制造者、传播者对其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使得这些人摄于法律的处罚，从刑罚的角度有效遏制网络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中国政府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混合委员会的换文


（签订日期１９８４年６月１５日）
　　　　　　　　　　　　　　（中方去文）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副总统
穆罕默德·沙哈布丁先生
阁下：
　　　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确认，中圭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的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该混合委员会的职能是检查上述领域有关协议的执行情况，研究扩大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交流的可能性。混合委员会由两国官方代表团组成，并在双方认为必要时轮流在北京和乔治敦举行会议。该委员会的召开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
　　上述如蒙阁下复函确认，本函和阁下的复函即成为中圭两国政府的一项协议。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吴学谦
　　　　　　　　　　　　　　　　　　　　　　　　　　（签字）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

　　　　　　　　　　　　　　（对方来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先生
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你今天的来函，内容如下：
　　　（同中方去函）
　　　我仅代表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确认上述内容。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副总统兼司法部长
　　　　　　　　　　　　　　　　　　　　　　　　　　　沙哈布丁
　　　　　　　　　　　　　　　　　　　　　　　　　　　（签字）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