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办法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11月30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处 罚
第三章 程 序
第四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食品卫生，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对人体的危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和进行食品卫生管理、监督的，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用产品也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的领导，采取措施，普及食品卫生职业道德和法制教育，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违反国家食品卫生法的行为进行监督。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含地区行政公署，下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管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或者卫生防疫站是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管辖范围内的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铁路、交通、厂（场）矿卫生防疫站在管辖范围内执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职责，接受当地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业务指导。
第五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食品卫生监督员应当由专业人员担任。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向乡（镇）派驻食品卫生监督员，负责乡（镇）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穿着制服，佩带监督标志，出示监督员证。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工商、商业、农业、粮食、建设、技术监督等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按各自职责，配合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做好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第二章 处 罚
第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未按规定组织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食品的人员（包括临时工、季节工、合同工等）进行健康检查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人次100元处以罚款。
食品生产经营者将患有传染病或者其他有碍食品卫生的疾病的人员，安排在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生产经营岗位上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调离，并按每人次500元处以罚款。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卫生管理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经营食品的人员，未按国家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取得食品卫生培训合格证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人次50元处以罚款。
第八条 未领取卫生许可证或者卫生许可证逾期未经发证机关复核而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产品生产经营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500元至5000元罚款。
食品生产经营者擅自变更卫生许可证规定的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场所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0元至2000元罚款。
第九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新建、扩建、改建食品生产经营工程的设计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审查的，或者食品生产经营工程不符合有关卫生规定的，工程设计文件不得批准，工程不得验收、不得投入使用，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500元至1万元罚款。
第十条 生产经营食品不能提供国家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该种食品，并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涂改、伪造检验合格证或者化验单的，应当从重处罚。
第十一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决定封存的食品，食品生产经营者擅自销售、隐匿、转移、毁灭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被封存食品货值金额3倍至5倍的罚款。
第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按以下规定给予罚款：
（一）生产经营食品的环境、场所、设施不符合国家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卫生要求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二）餐饮具等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不符合国家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卫生要求的，处100元至1000元罚款；
（三）食品运输、装卸的包装容器、工具、设备不符合国家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卫生要求的，处500元至5000元罚款；
（四）直接入口食品的包装不符合卫生标准，或者销售无包装的直接入口食品的售货工具、设施不符合国家和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卫生要求的，处50元至500元罚款；
（五）直接用于食品的生产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处200元至2000元罚款；
（六）食品生产经营人员个人卫生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每人次处50元罚款。
第十三条 生产经营定型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未按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代号）、规格、配方（主要成分）、保存（保质）期限、食用（使用）方法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200元至200
0元罚款。
第十四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该批产品，追回已售出的产品，没收或者销毁该批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并按以下规定给予罚款：
（一）生产经营不符合营养、卫生标准的婴幼儿主、辅食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5倍至10倍的罚款；
（二）生产经营变质、有毒、有害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食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2倍至5倍的罚款；
（三）生产经营无兽医卫生检验（疫）证明或者经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或者生产经营病死、毒死的禽、畜、兽、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2倍至5倍的罚款；
（四）生产经营掺假、掺杂影响营养、卫生的食品，或者利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生产食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1倍至5倍的罚款；
（五）经营超过保存（保质）期限的食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1倍至2倍的罚款；
（六）利用新资源生产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利用新的原材料生产食品用产品，未按规定经国家或者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1倍至3倍的罚款；
（七）销售国家或者省人民政府为防病等特殊需要专门规定禁止销售的食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5倍的罚款；
（八）生产经营其他不符合卫生标准、卫生规定的食品的，处该批产品货值金额1倍至5倍的罚款。
食品生产经营者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停业改正。
第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发证机关吊销其卫生许可证：
（一）被责令停业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
（二）生产经营食品的环境、场所、设施不符合规定的卫生要求，被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符合规定的卫生要求的；
（三）违反国家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情节严重的。
第十六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违反国家食品卫生法有关规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病患的，除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每人次200元至500元处以罚款外，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造成受害人死亡或者致残，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无正当理由拒绝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依法检查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处以100元至1000元罚款；凡阻挠食品卫生监督员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限期改正的时限，最长为15日。本办法规定的停业改正的时限，最长为30日。
当事人不履行罚款处罚决定的，自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1％的滞纳金。
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重复处罚。
最高罚款限额按照国家食品卫生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监督检查时，不按国家有关规定抽取检验样品的，或者抽检完毕不按国家有关规定退还样品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视情节对主要责任者给予行政处分，并处被抽检样品货值金额2倍至5倍的罚款。
第二十条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纵容包庇违法行为的，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章 程 序
第二十一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经初步调查，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立案：
（一）有违反国家食品卫生法的行为或者已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
（三）属于其管辖范围的。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举报、投诉案件应当逐件登记，如实记录，及时决定是否受理。
第二十二条 查处案件必须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指派的两名以上食品卫生监督员进行调查取证。
第二十三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对以下事项进行审查：
（一）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
（三）查处程序是否合法；
（四）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
（五）处罚是否适当。
食品卫生监督员现场作出行政处罚，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 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人签发《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
《食品卫生监督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载明违法事实、处罚的法律和法规依据、处罚内容以及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等。
第二十五条 食品卫生监督员在执行监督检查任务时，有权现场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一）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二）处以200元以下罚款；
（三）没收或者销毁价值200元以下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现场监督检查中实施行政处罚，应当由两名以上食品卫生监督员进行，记录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主要违法事实和处罚内容，现场笔录由食品卫生监督员和当事人、见证人签名，并于作出行政处罚后3日内报所在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备案。
第二十六条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可能引起食物中毒、食源性疾患以及可能扩大食品污染的食品，或者食品卫生法律、法规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其他食品，可以采取封存措施。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对封存的食品，应当在10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封存期限的，须报经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对被封存的容易变质的食品应当限时处理。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对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八条 案件处理终结后，食品卫生监督员应当填写行政处罚结案表，并将案件材料整理存档。对较大的案件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承报的案件，应当写出结案报告，在结案后15日内报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九条 罚没处罚应当开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收据，罚没收入一律上缴同级财政。
没收的物品由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按省人民政府的有关规定处理。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所需的办案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列入预算。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食品生产经营者，指一切从事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用产品生产、销售的单位或者个人。
（二）食品用产品，指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等。
（三）食源性疾患，指因摄入食物而直接导致疾病。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1983年12月1日江西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江西省违反＜食品卫生法＞罚款细则（试行）》同时废止。



1994年11月30日
英国“适当法理论”之研究

吕岩峰

内容提要　“适当法理论”是英国学者创立的一种冲突法学说。它发端于合同法理论，而后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其宗旨是以“适当”为原则来确定准据法，以期公正地处理涉外民事案件，合理地裁判当事人各方面之权利和义务。它提出的“当事人意图”和“最密切联系”的规则，实际即“适当”原则的具体化，是为确定“适当”的准据法所提供的准绳。它强调依据涉外民事关系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决法律适用问题，反对传统冲突规范的僵固性和封闭性。“适当法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根源于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反映人们对法律的公正与合理精神的追求，为正确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启示。
“适当法理论”（the proper law
doctrine），是英国学者在19世纪初提出来的一种冲突法学说。它以其特有的体系、原则和方法，在学说林立的冲突法学领域独树一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各国的冲突法产生着愈益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意义和价值是如此受到人们的肯定和重视，以致被认为是英国学者对冲突法学说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一、“适当法理论”的起源和演变
“适当法理论”发端于合同领域，后来又扩展到侵权行为及其他领域。

一般认为，首先提出“合同适当法”这个概念的是戴西（A.V.Dicey），在1896年出版的《冲突法》一书第143条规则中，他最初使用了这个概念。但也有人认为是韦斯特累克（John
Westlake）首创了这个概念，他在1858年所著《国际私法论》一书中说，一个合同违反其适当法时即为无效，但他对合同适当法的含义并未作任何说明，只是主张合同应优先适用交易与之有最真实联系的那个国家的法律。其实，对于戴西和韦斯特累克的评价，主要的不在于是谁提出了“合同适当法”的概念，而在于他们对涉外合同关系法律适用问题有着不同的主张，正是这种不同的主张导致了合同领域中“适当法理论”长期存在的“主观论”与“客观论”之争。

概观“合同适当法”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时期：主观论时期、客观论时期和现代论时期。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占主导地位的观点。
（一）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时期

依据戴西的意见，合同的“适当法”应依当事人的意图来确定，是为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据说，戴西的主张可以溯源到17世纪的荷兰法学家胡伯（Ulicus
Huber），他在阐明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应完全适用合同缔结地法之后，又告诫说：“但是，合同缔结地不应太严格地予以顾及，因为当事人双方如果在缔约时意在另一个地方，即应以这另一个地方为准”，(1)合同缔结地法则不能再适用。莫里斯（J.
H. C. Morris）认为，胡伯的这种告诫实际上等于收回了他的前一种说法。
在案例方面，受胡伯影响的第一个英国案件是1760年的鲁宾逊诉布隆德案。在该案中，曼斯菲尔德法官(Lord
Mansfield)认为，在契约解释和履行方面，一般的规则是应该考虑契约缔结地，“但如果当事人订约时想到的是另一个国家，则该规则允许有例外”。(2)这个案例被认为是适当法理论的起源。不过，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英国法官们经常地适用于涉外合同的，还是缔约地法。直到1865年，经过P.&O.航运公司诉香德一案，缔结地法才最终被废弃，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法律的原则才得以确立。在该案判决中，法官们认为：“一般的规则是，契约缔结地法支配契约的性质、义务和解释问题，当事人要么是这个国家的臣民，要么作为临时居民必须临时向其效忠。无论属于哪种情况，都必须认为他们已接受当地实施的法律，并同意当地法律对其契约的作用。”(3)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法官们一方面认为合同的有关问题受合同缔结地法支配，另一方面又认为，当事人在何处缔结合同，即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该地的法律，并同意由该地法律支配他们的合同。在该案中，原告在英国买了船票——可视为在英国缔结合同，又乘英国船舶去往毛里求斯——可视为在英国履行合同，所以，法官们认为，双方当事人一定想要适用英国法。从形式上看，该案仍然适用了缔约地法（即英国法），但实质上，它确定所应适用的法律的标准已不是合同的缔结地，而是当事人的意图。

戴西的主观论至少在1939年以前是十分盛行的。它通常被概括为两条规则：第一，如果当事人已明确约定了适用于他们之间的合同的法律，那么就适用该法律体系；第二，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约定，就要由法院来假设他们选择法律的意图。在1937年诉国际信托人案中，阿特肯法官（Lord
Atkin）明确表达了主观论者的主张：“就合同的适当法问题可以指导英国法院的法律原则现在已被妥善地解决，那就是当事人意图适用的法律。他们的意图将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图来确定，如果有的话，那将是确定性的。如果没有被表示的意图，这个意图将由法院根据合同的条款和有关的周围情况来假设”。(4)
施米托夫（Clive M.
Schmitthoff）认为，主观论者的上述主张存在着双重的弱点。首先，如果当事人不曾选择适当法，那么，这种“假设”的过程便是纯粹的虚构。因为，显然，在该案中，当事人从未注意到法律冲突的可能性，并且也没能为了这种可能而形成一个意图；其次，明确的法律选择是“确定性的”这种说法，也没有顾及到当事人进行欺骗的或规避的法律选择的可能性。(5)

关于后一个弱点，在1939年的维他食品公司诉乌纳斯航运公司案中，得到了弥补。这是一个有关当事人选法自由的“重要原则案例”，被认为标志着主观论时期的高峰。它的意义在于表明，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它要求“所表现的意图是善意的和合法的……没有根据公共政策而撤销这一选择的理由”。(6)大法官赖特（Lord
Wright）认为，在遵守这种限制的条件下，当事人的法律选择是完全自由的，他们甚至可以选择一个与合同没有任何联系的法律。就该案的情况，他指出，“与英国法相联系不是一个基本原则问题”，(7)该案虽与英国毫无联系，但当事人却选择了英国法。因此就应该适用英国法。

但是，对于赖特的后一种主张，人们多有疑虑。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联系可能就意味着规避法律。据说，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规避性地选择法律的问题，曾困扰了莫里斯35年之久。他指出，有必要防止当事人规避与其契约有最密切客观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如果所选择的法律体系与合同没有实际的或实际的联系，法院就“不一定”将明确的法律选择“视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8)他甚至在1940年时与切希尔（G.
C.
Cheshire）共同建议：在每一个案件中，应首先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与此不同，且该合同含有根据合同适当法（即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而不能写进合同条款的规定时，当事人所作出的法律选择就必须放弃。从实践来看，英国法院似乎从来没有以不存在任何联系为由，拒绝承认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律。但另一方面，英国立法机关则主张，在当事人选择外国法，而如果没有这种选择，合同本来是由英国法支配的情况下，则要限制这种明示选择的效力，即英国法的强制性规定仍然必须适用。所以，对于和英国法有联系的合同，英国的实践是不允许当事人通过选择其他国家的法律而规避英国法中的强制性规定的，至于这种法律选择规避了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其他国家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是否为英国所允许，则不得而知了。

前引阿特肯法官所说的当事人的意图“将由表示在合同中的意图来确定”这句话，其实包含了两重意思，即当事人的明示的意图和默示的意图都要依合同来确定。对于明示意图的确定不存在什么困难，只是须遵守前面述及的一些限制，方为有效。而如何确定当事人默示的意图，则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戴西和莫里斯认为，可以根据合同的条款、合同的性质和案件的一般情况来确定。英国的法官们则经常把合同中的仲裁条款作为确定当事人意图的根据。这方面著名的案例是1968年佐齐兹诉蒙纳克轮船有限公司案。案中瑞典销售者把一艘船卖给希腊买主，合同规定关于合同的任何争执应在伦敦市通过仲裁解决，而合同的订立地和履行地均在瑞典。英国上诉法院认为，虽然除了促裁条款之外，合同与瑞典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但是当事人通过选择伦敦市作为促裁的地点，便已经暗示地选择了英国法作为合同的适当法。萨尔蒙法官（Salmon
L.
J.）针对该案指出：“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当事人应该同意合同由中立促裁员根据经常确实支配商事合同的法律体系在中产地区被促裁，这毫不奇怪。的确，在航运界，他们之间的任何争执将由英国商事法庭按照英国法来解决，这并非罕见”。(9)在他看来，仲裁条款“提供了压倒任何其他因素的强有力推定”。(10)在维他食品案中，赖特法官也曾经说过：“一项到英国仲裁的合同（如买卖合同）中的条款引入英国法作为支配该项交易的法律，那些经常从事国际商务的人们知道，这样一项条款是多么常见，甚至在当事人不是英国人，交易完全在英格兰之外进行的场合。”(11)同样，合同中关于法院管辖权的条款，也常常被作为推定默示选择的根据，即所谓“选择法官，便选择了法律”。在相当一段时间，这种仲裁和法院管辖条款曾被作为推定当事人默示意图的最有力的依据。不过，到后来，这种条款的效力不再那样绝对了，只是作为结合契约的其他条款和周围相关的事实一起考虑的迹象之一，而在某些情况下，它还须让位于其他更明显的迹象。此外，如果合同采用英国形式在伦敦订立，或者提单以英国形式和英国文字签发，或者合同中所引的法条和所使用的专门术语（如“Act
of God”或“Queen's Enemies”）为英国所特有，或者合同规定用英镑来支持，等等，这些迹象，都可以用来确定当事人的默示意图。

当事人的“默示意图”，也是当事人的一种“合意”，只是没有被明确表达出来，所以它可以很恰当地被称为一种“默契”。不过，这种“默契”必须通过合同条款和周围情况发出“必要的”暗示，以为法院推定当事人的意图提供依据。因此，这种“默示意图”(inferred
intention)同所谓“假设意图”(presumed
intention)是不同的。默示意图是未被表达出来的确实存在的当事人的意图，而假设意图其实是法官的意图，是法官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或站在一个公正而正常的人的立场上，设想当事人各方面如果想到有选择法律的必要时会怎样作出选择。前引阿特肯法官的言论中，其后半部分就是讲的“假设意图”。这里有必要指出，“假设意图”是戴西首创的概念，也是以当事人的“意思”为基础的，曾是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的一个内容。但是，探究起来，正如施米托夫所说，在运用所谓“假设意图”的场合，当事人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有选择法律的必要性，也根本没有选择法律的意图，所以，假设的意图纯属虚构。由于这个概念实际上只是被法官用来扩大其自由裁量权，或是假借当事人的意图来掩盖法官自己的意图的一种“法律技术或烟幕”，实际上违背了当事人“意思自治”之本旨，所以已经被摈弃。
（二）合同适当法的客观论时期

到了20世纪中期，随着对经济领域中自由放任理论的谴责，合同适当法的主观论也受到了怀疑。特别是其中关于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应由法院假定其意图的主张，受到了驳斥和否定。

如前所述，早在1858年，著名学者韦斯特累克就主张合同应适用与之有最真实联系的国家法律，他指出：“决定合同自身有效性和效力的法律，在英国将根据实质性的考虑加以选定，应获得优先考虑者，是与交易有最真实的联系的国家，而不是合同缔结地本身的法律。”(12)在新的形势下，切希尔积极主张运用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标准来确定适当法，莫里斯也持有相同的见解，从而开始了合同适当法的客观论时期。
客观论者的主张在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取得了明显优势，并得到了英国司法界的支持。西蒙兹法官(Lord
Simonds)在1951年的鲍尼森诉澳大利亚联邦这个著名案例中，明确采纳了客观论者的主张。他指出，合同的适当法是“订立合同所参考的法律体系或者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法律体系。”(13)西蒙兹的这个意见，被后来的许多判决所接受。当然，客观论者并不否认当事人拥有选择法律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也不排除对于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的适用。不过，他们坚决地主张，当事人的选择应严格地被限制在同立场本身有联系的法律范围之内，并且不允许违背与交易有着重要联系的法律的强制性规则，而在当事人没有作出明示的或默示的选择的情况下，则应适用与交易有最密切和最真实的联系的法律。前引西蒙兹法官的意见便包含了这个意思，他的所谓“订立合同所参考的法律体系”，可以被认为是指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体系，而且，它被放在“联系”的标准之前，这种顺序决不能被认为是偶然的和没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