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之评析
　　　　　　　　　　　　　　　　　　——以新旧国家赔偿法比较视角

　　摘要：归责原则是国家赔偿法的核心问题，决定着国家赔偿的范围和赔偿程序的设计。新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作出的修改，意味着“国家赔偿从此进入归责原则多元化的时代”抑或仅仅是立法者改变了其表述呢？修改后的“违法归责原则”不仅没有取消，反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以违法规则原则为主的立法状况并没有改变，这体现出本次修改以修补、完善为主、并非着眼于制度重大革新的立法取向。

　　关键词：国家赔偿法；违法归责；结果归责；归责原则多元化时代

　　一、国家赔偿问题的提出

　　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5年实施以来，结束了国家赔偿无具体制度保障且难以落实的尴尬境地，在保障公民依法获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权、缓解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产生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赔偿法也逐渐暴露出了诸多问题，甚至有人戏称国家赔偿法为“国家不赔法”。“从1995年1月至2010年3月，全国法院共同受理国家赔偿案件共计93342件……”可见全国法院系统平均每年受理6223件国家赔偿案件，案件数量之少与现实中受国家机关侵犯之多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国家赔偿日益暴露出许多问题，有些是因为国家赔偿制度本身设计不够科学合理，有些是因为法律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状况即法律的滞后性，有些是具体过程出现了问题，也有一些是与人们的错误观念有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各界都强烈呼吁尽快修改国家赔偿法。历时五年经过四次审议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在2010年终于出台。“这次修改国家赔偿法，以完善赔偿程序、畅通赔偿渠道为重点，兼顾其他问题”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取消了确认程序，畅通了请求渠道，完善了赔偿程序，增加了举证质证，明确了赔偿范围和标准，理顺了赔偿费用管理和支付机制，可操作性更强。整个条文的修改率高达75%,但国家赔偿法的基本思路、立法框架与主要规范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修改只是对原有制度的补充和完善，并非对其重大革新，体现出务实立法、功能立法的倾向。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可谓“进步明显、遗憾尚存”。

　　“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制度中是根本性的制度，它决定着国家是否赔偿和在什么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反映国家赔偿的价值取向和赔偿政策。”学者们对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法中的重要性已达成高度一致。它直接影响到国家赔偿的范围和程序等问题，是国家赔偿制度的基石，但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在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和修改过程中都存在很多争议。通说认为，原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确立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这一归责原则避免了过错原则在主观认定方面的困难，在实践中便于操作；但客观上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广受学界、实务界之诟病。现行立法第二条删掉“违法”二字，看似简单，但对于应对和规范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问题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对解决法律不协调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是否就像一些学者所持有的乐观看法一样，意味着立法“取消了违法的归责原则”，就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归责时代”呢？笔者不予认同，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立法技术调整的问题：修改决定删掉了总则第二条中的“违法”二字，确实意味着“违法归责原则”在立法层面上作为一个“统帅”地位的原则性规定不在了；但在具体条文中对国家赔偿的范围做了一些修改，使得“违法归责”不仅没有减少和弱化，反而大大强化了。从整个法条的设计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是以违法归责原则为主，以结果归责原则、过错归责原则为辅。现行立法还是无法解决实际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一些事项的归责原则不合理、违法归责原则本身的应用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基于上述立场，本文重点分析修改前后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差异变化来说明现行立法归责原则存在的问题。

　　二、原文对归责原则之规定及问题分析

　　制定国家赔偿法之初，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就存在许多争议。可以说立法之初对该问题已经考虑的比较全面了，剩下的是立法者的选择问题，最终国家赔偿法将违法归责原则规定在总则中，但在分则具体条文中，又有不同的表述。因为没有权威的统一解释，修改以前学者对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不统一。下面具体进行分析：

　　1、原条文对归责原则之规定

　　在制定国家赔偿法之初，学者对归责原则就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有主观过错原则、客观过错原则、广义无过错原则、过错违法原则、违法与明显不当原则、违法原则、过错或违法原则、多元化归责原则等。最后立法者在考虑到当时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基本上采用了违法规则原则，在原文总则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在分则中违法归责原则多有体现。但分则的内容有许多与总则规定不相协调的地方，学界和实务界对之理解差异较大。但主流观点认为当时立法确定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具体条文的个别规定只是例外辅助。

　　 在行政赔偿领域，原条文第三条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人身权的情形完全适用违法归责原则，没有异议。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财产权的情形中，第一、二、四款是违法归责，但是第三款“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采用了比“违法”更高的标准即“违反国家规定”。

　　在刑事赔偿领域，修改前第十五条第一款“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隐含的其实是过错归责原则；对于“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和第三款“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确立的结果责任原则。原十六条司法机关侵犯财产权情形第一款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第二款“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实际上又是结果归责原则。

　　在司法赔偿领域，原条文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从法条中看出：对“强制措施、保全措施”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采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综上所述，从原法条规定本身来看国家赔偿法，笔者认为原立法将“违法归责”放在总则中意将其作为国家赔偿归责的原则性规定，起一个统帅、指导全文的作用。而分则中既有过错归责又有结果归责，还有比违法归责更高的“违反国家规定”标准。故立法内部本身就有自相矛盾和不协调的地方。此外，国家赔偿法上的归责原则来源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但又不同于民法上的归责原则，民法学者看国家赔偿法的条文也有自己的不同观点；行政法学者基于对归责原则理解不同等原因对原法条的归责原则也是观点各异。这样的立法现状严重影响了国家赔偿的范围和认定，不利于受害人及时得到救助。

　　2、原文之归责原则问题分析

　　立法者之所以最后基本采纳违法归责原则的原因，权威观点认为违法归责原则是根据国家机关行为客观上的合法性来判断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这样与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及其宪法保持一致，又与行政诉讼的规定协调、简单明了、易操作，可以避免过错原则主观认定上的困难，区分了国家赔偿责任和国家补偿责任，有利于受害人行使国家赔偿的请求权等。但同时这种立法现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除了上文提到的立法本身的矛盾和不协调以外，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对“违法”的认识不统一。不管原法条如何规定，总体来说违法归责仍然是国家赔偿的总则原则。那么什么是违法呢？我国对之没有统一的权威解释，理论界大部分学者对违法采用一个广义的认识，认为违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一是法的原则和精神；二是特定的职责与义务；三是在行使裁量权时滥用职权或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但在实践中，对于“违法”较多采取狭义的认识，仅仅理解为“违反了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明确规定。”造成实践中将大量应当属于国家赔偿的事项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严重影响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导致了大量情况得不到国家赔偿。我国乃成文法国家，法律的原则、精神等非成文或不具有明确可操作性的内容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重视。执法人员在执法时，更多的是运用严格意义的法律办事，很少运用法的原则、精神进行判断。广义的违法与现在我国的法律文化和传统明显不符。以上因素都大大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

　　（2）违法归责原则的出发点错误。违法归责原则侧重于对国家机关行为的法律评价，而非对公民、法人是否受到损失以及这种损失是否应当由他承担的考虑，其出发点错误。赔偿制度的本质，是对损失的负担或弥补，而不是对造成损失行为或原因的评价。由于国家赔偿法把归责原则定位于对造成损失行为的评价上，使得一些无辜受到损失的个人得不到应有的弥补或赔偿，缩小了国家赔偿的范围，无端增加了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难度，使赔偿责任变成了评价责任和追究责任。

　　（3）单一违法归责原则不能反映和概括国家赔偿事项的全部特征和内容。用一个违法归责原则作为国家对所有国家职权行为赔偿的依据，是无法满足和适应国家职权行为多样性现状的。从各国国家赔偿制度的范围来看，国家赔偿的主要事项有：行政赔偿、司法赔偿、立法赔偿、军事赔偿、公共设施致人损害赔偿、国家补偿等。司法赔偿中大多是结果归责。在公共设施致人损害方面，一般是实行过错和危险归责标准。在国家补偿制度方面没有违法标准存在的可能。即便是行政机关的行为，除法律行为和强制性行为以外，还有事实行为和柔性行为等。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国家赔偿不仅仅是一个违法原则所能概括的。故国家赔偿范围内的事项是各有特征的，用一个违法原则来概括全部的赔偿归责标准，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4）国家赔偿法关于刑事强制措施赔偿适用标准的规定与刑事诉讼法中适用刑事强制措施标准的规定不一致，有冲突。以刑事拘留为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拘留标准虽然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犯罪事实标准或犯罪重大嫌疑标准非常接近，但是除对象必须是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以外，刑事拘留还必须具备诸如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犯罪后即时被发现、被害人或证人指认、在身边或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在逃等等其他条件。这就出现了国家赔偿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正确与错误拘留标准规定的不一致，刑事逮捕方面同样存在这种问题。这会造成我国法制的不统一性以及实践操作层面的混乱，影响法律的贯彻落实。

　　三、新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

　 “新《国家赔偿法》取消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从而在实质上承认了国家赔偿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可以说，这是国家赔偿制度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变化。”姜明安教授说：“这是法律修改中最大的亮点，删除“违法”二字，将减少大量的合法行为损害公民权益而得不到赔偿的情况。”正如学者所说，新国家赔偿法对归责原则做了重大修正，对我国整个国家赔偿制度起到一个很大推动的作用。但修正以后是否完全解决了以上存在的问题了呢?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是否就像许多学者所期望的那样，已经进入一个多元化时代了呢？

　　1、修改的过程和原因

　　在总结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以及立法规定面对实践中许多问题解决之不能的困境，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下，十届全国人大期间将修改国家赔偿法纳入立法规划，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历时五年，经过四次审议终于通过了修改决定，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作了重大修改，意义重大。

　 （1）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问题在修改过程中争议很大。在2008年起草的《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中，本没有修改归责原则的问题，仍坚持违法归责原则。之后，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一些地方和部门提出了按刑事诉讼程序规定拘捕的人，事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也应给予赔偿的问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研究接受上述意见，经过初次审议后，二次审议稿将第二条的“违法”去掉，还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计划之外的归责原则问题，才浮出台面。经过第三次审议，未能如期完成修订，核心卡在刑事拘留何种情况下要赔。三次审议之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就刑事拘留赔偿问题，与内务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作了研究，并与公安部反复沟通。最终，对刑事拘留进行了区分处理，确立刑事拘留超期羁押可获赔。自此，最初没计划修改的归责原则，成为了本次修法中的最大问题。这是对归责原则修改的整个过程。
宣告死亡中主体的范围界定

王素杰


《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一）下落不明满四年的；（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被宣告死亡人首先应该是下落不明人，即失踪人。从这规定上来看，哪些人可以由其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在理论上是非常清楚的，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一）失踪的军人能否被宣告死亡
2001年4月1日，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中队长王伟在执行跟踪监视美机的任务中，所驾飞机被美军撞毁后跳伞落海，经多方组织搜救十余天，王伟同志仍然下落不明。搜救工作结束后，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原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署命令，授予王伟同志“海军卫士”的称号。依《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这种情况能否认定为是有关机关证明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能不能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呢？对此种类似情况，由于涉及军队利益，一些部队的现实做法是：军人如果是在战争、战备训练、执行军事任务、参加抢险救灾等公务中下落不明，通常作“因公牺牲”处理；如果是因意外事件而下落不明，可能做“因公牺牲”处理，也可能作“病故”处理；如果是因患病(最典型的是精神疾病)而下落不明，则按“病故”处理。也有单位将下落不明的军人的问题长期搁置着，不予以处理。
以上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很多问题：下落不明的军人的工资、津贴是否继续发放？发放给谁？下落不明的军人如果是军官或文职干部，其原有住房如何处理？如何确定其家属的使用权？如果其家属提出财产上的要求如何处理？依据什么处理？等等。因此有必要就该问题进行一下探讨。2004年10月1日起，我国使用“宣告死亡”这一法律制度来解决失踪军人的抚恤问题。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现役军人在执行对敌作战、边海防值勤或者抢险救灾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烈士对待；现役军人在执行上述任务以外的其他任务中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因公牺牲对待；现役军人非执行任务或者失踪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的，按病故对待。 新修订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明确规定，失踪军人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后，可分别依据条件被确认为烈士、因公牺牲或病故，其遗属即可享受军人死亡抚恤待遇。军人从事的是高风险的职业，失踪现象难以避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宣告死亡”的法律手段来解决失踪军人及其家属的权益问题。按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并没有把军人作为特例另行规定或排除在法律调整之外。因而只要军人失踪了，在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限时，其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海军党委做出批准王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决定，这应被视为有关机关已经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王伟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宣告其死亡。
紧接着的问题是由地方法院还是由专门的军事法院来受理此种案件更为合适？我国的军事法院基本上不管辖民事案件(个别地区因当地“军民合一”的政权组织结构，其军事法院被授权可以管辖民事案件)，似乎已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惯例。而某些民事案件由于涉及军队利益，地方法院审理往往难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些案件由相关军事法院直接受理和管辖则要比地方法院受理更为适宜，更符合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更便于司法机关的操作和执行，更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军事利益。对此已有相关判例出现：2000年11月20日成都军区直属军事法院就昆明陆军学院司务长培训大队退休干部吴应智的亲属申请宣告吴应智死亡一案做出了宣告判决。该案是我国军事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依照民事审判程序来审理的民事案件。为打破这一不成文的惯例，解放军军事法院因此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报了关于军事法院管辖军内民事案件的请示。于2001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就该请示的复函中答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精神，军事法院试行审理双方当事人都是现役军人、部队管理的离退休干部、军队在编职工或者军内法人的民事案件。申请宣告军人失踪、申请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申请人向军事法院提出的，军事法院可以受理。民事案件一方当事人为非军人的，由地方人民法院受理。”这一请示已获批准，军事法院可以受理宣告军人死亡的案件，并将开始全面审理军内民事案件，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审判体制。
再有的问题是在这种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以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该程序是否要等到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后才可以提起？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有人提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前提是先适用《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但是许多学者认为，在有关机关证明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情况下，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人死亡。 我国民事诉讼法虽增加规定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可不受两年期间的限制，直接申请宣告死亡，但由于《民法通则》无此规定而导致在实践中有很多的争议。从本质上讲，宣告死亡主要是实体法的问题，各国民法如法国、德国民法典均从实体上对宣告死亡的要件加以规定，特别是下落不明所应持续的时间由民事实体法规定。在现行法的基础上，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但在我国现有科学技术条件下，有关机关在出具相关证明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像王伟这种由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而失踪人实际生存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出现的。因此，笔者认为，现行法对此问题没有另行特别规定有所不妥。对于这种情况应当由有关国家机关在应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的要求,或主动出具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证明后，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即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该失踪人死亡。当然对哪些国家机关可以出具此证明和哪些事件属于意外事故，法律也应做出明确的规定，以免此种权力被滥用。
（二）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否能被申请宣告死亡？
刑事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畏罪潜逃的情况，有些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长期潜逃在外杳无音信，达到了法定期限，其利害关系人能否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如果根据“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对利害关系人提出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死亡的申请不予立案受理或者立案后中止审理，那么10年、20年、30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还没有归案，则会使相关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明确的状态，且明显的不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对此有人认为此种情况应该允许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其死亡。笔者认为介于宣告死亡的法律效力不涉及公法上效力，尤其是刑事法律上效力，在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犯刑事案件的追诉时效内其仍应负刑事责任。因此，从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出发，某些长期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确是杳无音信的，应该允许其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其已死亡，以终止与其有关系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潜逃在外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其家人或和某一利害关系人串通一气以此损害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为防此种情况的出现，法律应规定此种申请宣告死亡的要件应当比其他申请宣告死亡案件的要件更为严格。（如转载敬请注明作者）

参考文献：
参见 新华网北京 2004年8月24日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张桂生申请宣告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并被证明不可能生存的张灿梅死亡案》 编写人：广东省郁南县人民法院，责任编辑：张世明评析人：杨洪逵。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第60页；李功国主编：《民法本论》，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版，第149页；李建华、彭诚信著：《民法总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刘士国主编：《民法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尹田：《论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