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文化市场管理办法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1995年6月29日山西省大同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5年7月20日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四章 书报刊管理
第五章 印刷业管理
第六章 音像制品管理
第七章 文化娱乐管理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山西省文化市场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包括：
（一）图书、报纸、期刊出版物的出版、发行、销售、租赁；
（二）印刷业；
（三）音像制品的出版、摄录、复录、发行、销售、租赁、播放；
（四）文化娱乐经营活动；
（五）进入市场的其它文化经营活动。
第四条 文化市场经营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保证文化活动健康发展。

第五条 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建立健全治安保卫责任制和其它制度，接受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管理、监督。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应当依法保护经营者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六条 文化市场管理由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各级社会文化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本着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原则，组织实施：
（一）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图书、报纸、期刊、发行市场和印刷业的管理工作，并对各种出版物的版权进行监督、保护；
（二）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音像制品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三）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的管理工作；
（四）公安、工商、税务、物价、卫生、邮电、交通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五）铁路、民航等有关单位协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做好文化市场管理工作。
第七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二）按职责分工办理文化市场管理有关事项，指导、监督、检查文化市场经营活动；
（三）负责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考核；
（四）依法查处违反文化市场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
（五）负责文化市场管理费的征收和管理。
第八条 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人员凭国家、省统一制发的社会文化市场检查证对文化市场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九条 申请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确定的经营范围；
（二）有必备的设施和必要的资金；
（三）有经主管部门审核合格的经营场所；
（四）有相应的从业人员。
第十条 具备上述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应向文化市场行政主管部门申领许可证，并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按有关规定到公安、卫生、税务、物价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属于特种行业的，还应向公安部门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
第十一条 申请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按下列程序办理审批手续：
（一）申办书报刊二级批发业务的单位，须经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二）申办书报刊零售、出租业务的单位和个人须经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委托县（区）管理的，县（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报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申办国家、省定点或非定点书报刊印刷许可证的单位，经主管单位同意，报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验后转报省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
（四）申办复印、打印、影印、扩印、誊写等业务的单位，须经主管单位审核同意，报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五）申办集体、个体印刷业，须经有关主管单位同意，报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六）申办录音带批发，录像带、激光视盘经销、租赁的单位，须经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
（七）申办录音带、激光唱盘、卡拉ＯＫ录像带的经销，电视摄录业务的单位和个人经所在县（区）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八）申办营业性音像制品的播映，须报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九）申办营业性歌舞厅、音乐茶座、卡拉ＯＫ厅、电子游戏（艺）机、台球、文艺演出、文化艺术培训、时装表演、美术作品展览等，经所在县（区）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市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经营单位和个人变更经营项目、方式、范围、场所、名称、法人代表以及合并、分立、歇业、停业等，须按原审批程序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手续。
第十三条 外地来同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持当地县级以上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证件，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章 书报刊管理
第十四条 本办法所称书报刊管理系指图书、报纸、期刊、挂历、台历、画册等的出版、印制、发行、销售、租赁。
第十五条 在市场上公开发行的书报刊，应标载名称、出版单位、注册登记号、主编、责编、著译者姓名及版次、定价、期号、印数、出版年份、印制单位。
第十六条 进入文化市场的书报刊必须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的出版物。非出版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编印书报刊出售。内部书报刊、资料出版物必须在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不得进入市场销售。
第十七条 经营单位不得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出版物和其它非法出版物。未经批准不得经营进口书报刊和国家限定发行范围的书报刊，不得从事书报刊总批发、总发行，不得从事协作、租赁、代理出版和代印、代发业务。
第十八条 个人、私营书店、书摊不得从事书报刊批发业务。
第十九条 经营书报刊及其它出版物，必须按标定价格销售，不得擅自提高售价。
第二十条 书报刊批发单位在经营批发业务前，应向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送交书刊样本，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发行。
书报刊零售单位和个人经销自行从外埠购进的书刊等出版物，在上市前须向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送交样本，经审查同意后，方可销售。
管理部门应在收到样本后十五日内作出答复。
发行报纸的单位和个人，发行前应向市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送交样报。

第五章 印刷业管理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印刷业管理系指排版、制版、印刷、复印、装订、影印、油印、打印、誊写、摄影扩印等经营活动。
第二十二条 印刷单位须建立承印、登记、制作、检验、监销、保管、取货等各项管理制度。
承印的印刷品必须指定专人登记委印单位名称、地址、经手人姓名、印刷内容、数量及交货日期，以备查验。
第二十三条 定点、非定点印刷单位承印书报刊业务时，必须查验委印单位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印证或出版单位盖有公章的发排单、付印单。
第二十四条 印刷单位对委印的出版物，不准擅自加印、销售，不准将委印出版的图版、纸型、印版、底片及原稿租借、转让或出售，不得自编、自印、自行征订、自行销售印刷出版物。
第二十五条 印刷单位不得进行下列非法印刷活动：
（一）印刷内容反动、淫秽、色情、迷信、凶杀恐怖和其它非法出版物；
（二）伪造国家机关布告、通告、公章、文件、图表，重大活动工作证、通行证，社会上流通使用的有价无价票证和能证明身份的各种证件、印章、标志；
（三）印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的信笺、介绍信、工作证、出入证、任命书、空白表格、画册、奖状、胸章等专用印刷品；
（四）摄制、影印、扩印反动、淫秽、迷信制品及其它非法出版物；
（五）未经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微机、活字排版，软件复制、出售铅字等。
第二十六条 承印名片应查验委印者身份证；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出具所属单位的介绍信；个体业主，出具《营业执照》。
第二十七条 印制商标、密件、宗教用品，按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工商行政管理局、文化部、经工业部《印刷行业管理暂行办法》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章 音像制品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所称音像制品管理系指录有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含卡拉ＯＫ带）、唱片、激光唱盘和激光视盘等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和经营性录像放映。
第二十九条 录像制品销售、放映单位只能经销、放映国家批准的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录像制品，在本市销售、放映录像制品须持有市广播电视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准放证。
第三十条 音像制品的出版、复制业务，必须由国家批准的音像制品出版、复制生产单位承担，其他单位或个人不得从事出版、复制音像制品业务。经营单位和个人不得经销和放映走私、盗版、翻版、复制的音像制品。
家庭专用的音像制品，不得用于营业性放映。
第三十一条 集体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录像带、激光视盘的发行。
个人不得从事录音带、激光唱盘的批发；不得从事录像制品的复录、发行、放映、销售和租赁。
第三十二条 有线电视台（站）播放录像带，须持有《有线电视节目准播证》。
严禁电视台、有线电视台（站）自行翻录、出租、销售或转让录像制品。

第七章 文化娱乐管理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所称文化娱乐管理系指：
（一）营业性的文化娱乐场所；
（二）营业性的文化娱乐活动；
（三）电影视盘、电影录像带、电子游戏（艺）机卡带的批发、销售、租赁业务；
（四）营业性的文化艺术培训、文化娱乐有奖活动；
（五）美术作品展销、字画裱褙和销售；
（六）其它文化娱乐活动。
第三十四条 各类文化娱乐活动必须在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场所、地点进行。
电子游戏（艺）机经营场所必须设置在中小学校二百米以外。
无固定营业场所的文化娱乐活动，应在指定的地点进行，不得妨碍交通、影响市容。
第三十五条 进行营业性演出的团队或个人，须经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同经营单位签订演出合同。
第三十六条 文化娱乐经营场所的售票数额不得超过规定的定员标准。
第三十七条 严禁雇佣或变相雇佣舞伴，未成年人不得进入营业性舞厅；不得在歌舞厅等文化娱乐场所设置全封闭包厢。
第三十八条 严禁利用电子游戏（艺）机和其它娱乐活动进行反动、迷信、淫秽、色情传播和赌搏。
第三十九条 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核定本地区文化娱乐活动经营单位等级，并会同物价部门核定各类各级经营项目的价格。
第四十条 经营工艺品、美术品、字画，应明码标价并标明制作者，不得以赝品冒充正品。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无证经营的，文化市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无法确定非法所得的处二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擅自出借、出租、转让经营许可证的，吊销其经营许可证，并处两千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擅自扩大文化市场经营范围或改变经营性质的，由文化市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处以警告、责令整顿，并处非法所得二至五倍罚款，无法确定非法所得的处三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和非法所得，并处三百元至三千元罚款：
（一）未经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版权审核，擅自经销书报刊和其它出版物的；
（二）擅自经销内部书报刊、资料出版物的。
第四十四条 经营文化娱乐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在指定地点经营，不服从管理的，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责令停业整顿或处一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经营的物品和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一至五倍罚款，无法确定非法所得的处三百元至五千元罚款：
（一）个人、私营书店、书摊擅自从事书报刊批发业务的；
（二）集体单位从事录像制品发行、个人从事录音制品批发的；
（三）违法经营歌厅、舞厅、卡拉ＯＫ厅和非法从事录像制品、激光视盘、唱盘的复录、发行、放映、销售、租赁的；
（四）经销国家明令禁止的出版物，国家限定发行范围的书报刊的；
（五）不按规定销售书报刊、擅自提高售价的；
（六）批发、零售单位和个人不送审出版物样本的；
（七）放映未经国家批准的音像制品的；
（八）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的音像制品的；
（九）电视台（站）擅自自行翻录、出租或转让录像制品的；
（十）进行营业性演出，不同经营单位签订合同的；
（十一）雇佣或变相雇佣舞伴和在歌舞厅等娱乐场所设置全封闭包厢的；
（十二）经营工艺品、美术品、字画不明码标价，以赝品冒充正品的。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或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三至五倍或一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一）印刷单位擅自加印、销售出版物，擅自将委印出版的图版、纸型、印版、底片、原稿租借、转让、出售的；
（二）擅自印制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公文用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微机、活字排版，软件复制和出售铅字的；
（四）文化娱乐场所售票数额超过定员标准的；
（五）利用电子游戏（艺）机和其它娱乐活动进行迷信、淫秽、色情传播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三至五倍罚款，无法确定非法所得的处两千元至两万元罚款：
（一）印制迷信、色情、凶杀恐怖和其它非法出版物的；
（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标志的；
（三）摄制、影印、扩印迷信、色情制品的。
第四十八条 文化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本办法的经营者可采取暂扣或查封许可证和有关物品，其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天。
第四十九条 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由公安部门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当事人对文化市场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的可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逾期不申请复议又不起诉、也不执行处
罚决定的，文化市场行政主管部门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 文化市场管理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办法由大同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5年7月20日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