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官素质和待遇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韩鸿翔


　　同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素质和公信度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此相应的是，我国法官待遇和地位低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个低”是对我国法官在社会生活中身份和地位的真实折射。

一、“两个低”形成的历史原因

在我国历史上，一直没有形成崇尚法治的文化传统，法律意识基础也非常薄弱。相反的是，人治思想基础非常浓厚，“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心中君权至上的思想。在诉讼断案方面，老百姓心中也是包公、海瑞等清官情结。其实，人们心中的包公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官，他集警官、检察官、法官和执行官于一身。在包公身上人们所向往的是公道正派和为民做主，而不是现代法治理念所要求的法官居中依法公正裁判、司法为民。司法为民和为民做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民做主固有含义便是：“父母官”以权力为依托，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至于权力运行是否合法，是否遵从既定程序，权力运用的方式能否普遍适用，则在所不问。“权大于法”至今仍是社会民众的普遍心理。人们对法律（法治）的信仰远不及对权力的信仰。

经过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以及短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华民国时期，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在君权至上、法为权用的人治思想传统。既便在1954年我国诞生了第一部宪法后，法治思想的萌芽还未形成，就被后来十年文革的惊涛骇浪所淹没。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才开始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到党的十五大才提出依法治国方略。所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提出的。

在这种传统思想文化观念的支配下，生活实际中，当人们的利益受到侵害而为自己寻求救济之时，通常想到的是找“中间人”来管一管，对于诉讼比较“厌恶”，不到万不得以不为之。在当今，人们对自己权利的救济还有一种中国特色的方式：有矛盾纠纷往往想到的不是找法官，而是上访告状，找“县官”、“市官”、“省官”，甚至“告御状”，即便对法院的判决不满也不例外。人们总希望能换一个更大的“官”来把这些个“小官”管一管，治一治，为自己做主，为自己出气。他们深信“权大于法”。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但是也不难看出，人治思想在人们心理和行为方面的巨大影响，而法治思想在群众中的基础却是多么薄弱。

在中国古代，在职位设置上没有真正意义的法官这一职位。法官和行政长官融为一体，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县、州、道、台等各级长官皆可坐堂问案并依律决讼断狱。现在人民法院的前身向前可一直追溯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在一些地方的农会才成立过审判土豪劣绅的法庭、审判委员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成立过中央最高法院和省、县、区各级裁判部。这是我国司法制度的萌芽。[1]审判机关诞生之初，便是以中央政府对敌斗争工具和对内调解矛盾机关的面孔而出现的，他属于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到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后，人民法院根据规定才不再隶属于政府，不再向其报告工作。但是法院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且当时对法官任职条件、待遇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也没有另行规定。现实当中，法官一直是参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管理的。既便2003年《法官法》诞生后，其规定也未被很好地落实。

由于这一系列历史原因，包括法律文化传统因素，至使一直到今日全社会民众看来，法院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和政府的一般工作部门并无多大差别；法院工作人员（法官）在整体素质和知识结构方面，与一般公务员相比，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和人员素质的无差别，最终决定了待遇方面的无差别。于是，相对国外成熟法治国家而言，我国就出现了法官“两个低”的现状。

二、法官的素质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

现在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法官 “两个低” 的现状是适应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是与之相悖呢？

我国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自此，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建设转向市场经济建设，经济立法数量大量增加。要发展市场经济，完善宏观调控，国家必须营造一个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只有公平才能激发创造力，只有有序才最大限度地避免财力内耗，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要做到公平有序，就必须制定完备的法律，用法律确定各方权益，规范社会秩序。市场经济就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只要存在竞争，就会存在纠纷，要使纠纷在公平有序的环境中得到解决，就离不开法官通过司法程序依法居中裁决。公平合法有序同样也是对政府行为的基本要求。在行政诉讼中，法院还负有审查政府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的司法裁判权。在历史中形成的，法院作为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的格局，正在逐步被打破。可以认为，法院承担的社会职责相对政府的一般行政部门而言，越来越重大了。

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大量立法，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也层出不穷，国务院及各部委、各地方人大、政府的各种法规、规章更是多如牛毛。所规范的内容不限于上文所述的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婚姻、家庭、侵权等基本的民事法律，涉及政府各个管理领域的行政法律，以及规范法官和当事人行为的诉讼法律也越来越细化。早期法律秩序通常能够在没有通过适当训练而获得实体法和程序法知识的情况下得经维持。但是，现代社会生活变得愈来愈复杂，法律规范也变得愈来愈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伴随着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广泛化和复杂化以及相应对纠纷的解决提出更高的要求，法院的社会责任也越来越重大，早期的未经培训的经验型法官已逐渐让位于经过严格培训的专业型法官。不管懂不懂法律，只要进了法院熟悉两年都能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样一来，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的素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纵向比较。
同时，相对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进行横向比较而言，国家和社会对法官素质的要求也更为提高，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分析得出：

（一）人之常情，理之所在。法官作为双方当事人纠纷的裁判者，处理纠纷理应比双方当事人看问题更全面、更深刻、更在理、更能服众；否则，就不称为法官。故此，法官的素质相对而言，在总体上应高于检察官、律师、以及行政机关一般公务员。此三者，常常是案件的当事人。

（二）、法官不但是处理纠纷的裁判者，而且是终局裁判者。当人们行为出现侵权、违约或其他不当之时，包括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违合法性、合理性或正当性之时，相对人可以到法院找法官寻求救济，法官可依法纠正之。可是，如果当法官的行为不当之时，又有谁来纠正。这是司法终局决定的。因此，法官应当是高素质的，既包括能力，也包括良心，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的不当行为。

（三）、现在提倡处理纠纷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两个效果都良好，最终当事人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当事人包括的范围太广泛了，一般群众、行政机关公务人员、行政机关都可能成为当事人。这就要求法官能够针对社会各个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做思想工作，会说理，说的在理，不仅能讲法理，还能讲情理、道理、伦理，并且能讲到当事人的心中。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博的法律知识，丰富的社会经验，高超的表达能力，甚至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智慧。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低素质的状况已不能再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官素质亟待提高。那么，法官素质提高到多高才可以？这无法用一个“尺子”去量，但总的目标是达到“令人敬佩”。

三、法官素质与待遇

提高法官素质的方法和渠道有很多，但从根本讲只有两个：一是法院系统内部花费必要的人力物力，提高现任法官素质；二是直接从社会上录用或调入高素质法律人才，逐渐添补法官空缺，逐渐从整体上提高法官素质。第一种方法是解决目前法官素质低的临时举措，从长远来看，第二种方法才是最终提高并保持高素质法律人才从事法官职业的根本之道。道理很明显：法官素质高低不是自己跟自己比，而是相对全社会而言，因此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国家也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吸收高素质人才进入法官队伍。另一面从社会上吸收人才，也使社会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节约高素质法官产出的投入成本。
当全社会都在要求公平和正义之时，当提高法官素质成为当务之急之时，当法院需要引进、挽留高素质法律人才之时，有关法官待遇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无法让人回避的问题。我国法官待遇低，已被普遍共认，也已被当前的法官不断流失的实际状况所证实：“近年我国共流失法官1．6万人，其中多数是从西部地区流失的。”“学法律的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首选律师，其次是大公司，最后才是法官。”“律师和法官在待遇等各方面的差距实在太大。”[2]

根据北京市司法局公布的数据，2004年度北京执业律师已突破1万名，这些律师的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业内人士保守估算，这1万名律师中至少有200名的个人资产已达到了千万富翁水平。这就意味着，每50名北京律师中就能诞生一个千万富翁。粗算下来，北京律师年均收入可达50万元。[3]律师界这样高的收入，法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其实质是劳动力的价格。市场经济，竞争激烈，哪里价格适中，效益好，资源就自然向哪里集中。人才资源的配置亦然，哪里劳动力价格高，人才自身的价值展示得越充分，人才就会流动到哪里。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国律师界的收入在总体上远高于法官收入，因此，在我国形成了律师水平高于法官水平不正当局面。就单从这一点讲，让两个针锋相对的高素质的律师在低素质法官的裁判面前“胜败皆服，案结事了”，谈何容易？

这就出现了法官的经济待遇与其责任、义务不相对等的现状。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应尽量避免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因而不可能从其他途径获得收入，工资是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国家应保证法官享有相对优厚的待遇。但长期以来，法官的工资序列一直是按公务员的序列进行管理的，没有自己的工资序列，体现不出责任的重大和职业的神圣。而法官作为纠纷的最后裁判者，审判行为作为一种复杂劳动，本身具有的责任特别重大，负担较重。法官审理案件，表面上风平浪静，其实那只是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平静。实际上，法院的判决稍有闪失，各种社会矛盾随时有可能呼啸而来。而与其相对应的律师工作则比较轻松，收入水平比法官高得多，同是法律职业，对比显明，“法官下岗当律师”这一本末倒置现象在中国产生就不足为奇。培养法官的廉洁作风笔者也提倡，但法官毕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还是要同自己周围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的，受着社会各种思潮的影响，仅加强对法官廉洁自律的教育是不够。人们曾说“法官要耐的住寂寞”，不错，法官应该约束自己的业外活动，不作与法官身份、职业相悖的事情，但是法官最起码的生活质量要保证；法官不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吃请，但要自己请得起自己；不要出现法官因为不能支付自己子女上大学所需的费用而离职。

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应当从提高法官待遇入手，使各级法院逐步引入与留住有经验的、合格的、多样化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激励现任法官加强自修，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法官职位的需求。 “改善法官待遇。这并不是法官自利欲望驱使所至而提出的改革，而是其他国家改革的经验。提高待遇能带动法官素质提高，带动纪律严肃，树立法律权威。”[4]美国作为发达的法治国家，为留住有经验的高素质法官和引入优秀的律师担任法官，提高法院司法能力，在法官待遇方面可为他国之楷模。美国联邦法官“一经任命不仅享有很高的政治待遇，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而且享受高出一般国家工作人员3-5倍丰厚的经济待遇，由此培育出的法官队伍使得他们忠于法律，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始终保持执行案务的公正性和执行职务的廉洁性，自觉地践行法律，以体现法律的权威。”[5]即便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院约翰•罗伯茨在2007年度报告中陈述：“也决心继续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二十年的追求：为使联邦法官得到合理的薪水”，还在努力呼吁国会增加联邦法官的收入。[6]

法官待遇包括方面很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待遇；二是身份待遇。经济待遇即工资的多少，身份待遇即社会地位和受到尊重的程度，其中经济待遇占主要方面。
国家粮食局


关于印发全国粮食行业“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情况的通知

国粮办政〔2009〕5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

　　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于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的通知》（司发通〔2008〕70号）要求和国家粮食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的通知》（国粮办政〔2008〕108号）的统一部署，各地粮食部门认真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全国粮食行业“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的情况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继续做好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促进《全国粮食行业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的全面贯彻落实。

　　　　　　　　　　　　　　　　　　　　　　　二〇〇九年三月四日
　　
　　全国粮食行业“五五”普法　中期督导检查情况

　　为进一步推动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抓好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的贯彻落实，根据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于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的通知》（司发通〔2008〕70号）要求，我局及时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的通知》（国粮办政〔2008〕108号），在全国粮食行业开展“五五”普法中期督导检查活动。各地粮食部门结合本地工作实际，采取多种方式认真开展检查工作，对“五五”普法以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进行全面客观总结，广泛宣传和及时推广先进经验，认真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将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粮食行业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的贯彻落实。

　　 一、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贯彻落实情况

　　《全国粮食行业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颁布实施以来，各地粮食部门紧紧围绕粮食流通中心工作，大力加强粮食法制宣传教育，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全面提高依法管粮的能力和水平，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顺利完成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五五”普法顺利开展

　　各地粮食部门按照《全国粮食行业法制宣传教育第五个五年规划》要求，加强粮食普法工作的组织领导，认真做好“五五”普法的各项工作。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明确工作机构。各地粮食部门高度重视“五五”普法工作，成立了由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具体负责普法工作的处室和单位，形成了主要领导全面负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其他部门协助配合、相关人员全部参与的粮食普法工作体系，为“五五”普法工作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天津市粮食局定期召开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及时传达市政府、国家粮食局关于普法工作的要求，研究提出指导行业普法工作的具体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对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二是制定普法计划，全面落实工作。各地粮食部门按照地方普法办的要求和我局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研究制定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的实施意见以及年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及时提出年度普法的工作重点和主要任务，确保普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推进。山东省粮食局在制定普法工作规划时坚持“四个结合”，即上级普法规划与本单位普法计划相结合，学习粮食部门专业法律与学习基本法律知识相结合，五年普法规划和当年工作安排相结合，学法、守法与立法、执法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效果。

　　三是采取多种形式，认真开展检查。各地粮食部门采取实地检查、召开座谈会、组织评查等多种形式开展检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认真制定整改措施，并抓好落实，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安徽省粮食局在全省粮食行业组织开展“五五”普法中期检查统一考试，重点对《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与粮食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考试，通过以考促学，检验了“五五”普法前期的学习效果。

　　（二）重点开展对两个条例的学习宣传，推动“五五”普法工作的贯彻落实

　　《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是规范粮食流通活动的重要法律，也是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管理粮食流通活动的主要依据。各地粮食部门结合粮食流通中心工作，围绕宣传主题，在全社会组织开展两个条例的系列宣传活动，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是按照统一部署，制定宣传方案。各省级粮食部门按照每年条例的宣传主题，及时制定宣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宣传活动的重点、内容、措施和要求。

　　二是结合本地情况，创新宣传形式，扎实开展宣传活动。各地粮食部门因地制宜，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在繁华地段现场宣传、借助各类媒体开展宣传、与条例贯彻落实相结合、举办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的条例宣传活动。河北省粮食局结合行政审批工作开展条例宣传活动，对已经审批的23家企业由经办人员当场发放宣传册、宣传画，讲解粮食经营规则、经营者具有的权利和义务等知识，增强了宣传的针对性，提高了粮食经营者依法经营的自觉性。

　　去年条例宣传活动集中启动前，突发汶川特大地震灾害，许多地方自发地把条例学习宣传活动与维护灾区粮食市场秩序、献爱心送温暖、普及抗震救灾法律知识结合起来。四川省粮食局行政执法人员除了向粮食经营者宣讲条例有关知识外，还深入到救灾粮食加工车间进行监督检查，要求严格遵守条例相关规定，保证救灾粮食质量。

　　（三）认真抓好重点对象的法制宣传教育，着力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五五”普法期间，各地粮食部门在继续面向全社会进行粮食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重点加强对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粮食经营者，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法制宣传教育。

　　一是以提高依法执政意识和能力为重点，推进领导干部的法制宣传教育。广东、新疆等省（区）粮食局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考核制度，将学法及考试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项重要依据，将学习、掌握、运用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作为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调动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是以增强依法行政理念和依法办事能力为重点，加强公务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北京市粮食局制定公务员法制培训实施办法，明确了公务员法制培训的方式、范围、内容以及学法时间，从制度上保证了机关公务员的学法效果。黑龙江省粮食局组织全局公务员集中开展法律法规知识学习活动，并将公务员学法情况作为年度优秀处室和优秀公务员评选的重要标准。

　　三是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和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为重点，加强粮食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湖南、陕西、宁夏等省（区）粮食局完善粮食行政执法人员有关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学法用法考试考核制度，积极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参加执法岗位培训，对法律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定期举办全省（区）粮食行政执法培训班，邀请有关部门领导和法律专家进行授课，提高了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能力。

　　四是以推进依法诚信经营为重点，加强粮食经营者的法制宣传教育。福建、江西等省粮食局主动扩大宣传范围，组织粮食企业干部职工系统学习《公司法》、《劳动合同法》、《食品卫生法》、《安全生产法》等与企业经营相关的法律法规，邀请法律专家就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预防经济犯罪等涉及企业长远发展的问题举办专题法律知识讲座，提高了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的能力，增强了企业的风险意识，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

　　五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为重点，加强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法制宣传教育。江苏省粮食局面向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重点宣传国家粮食政策和法律中保护种粮农民和消费者权益的有关规定，通过开通法律服务热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积极提供法律咨询，培养和增强了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

　　（四）坚持粮食法制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着力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各地粮食部门坚持法制学习宣传与法治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法律六进”和依法行政示范创建活动为载体，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深入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强化了法律学习，提高了法律素质，进一步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一是结合行业特点，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按照中宣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律六进”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粮食工作实际，各地积极制定粮食“法律六进”活动方案，重点推进粮食法制进乡村、进企业活动。河北、湖北等省粮食局将粮食“法律六进”活动与“三下乡”、“放心粮油进农村”等活动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现场发放粮食科普资料和法律书籍，免费赠送科学储粮示范仓以及储粮药品，开展粮食收购政策咨询和科学储粮技术服务，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二是深入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创建活动。各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充分发挥依法行政示范单位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查看、编印经验材料等多种方式，及时总结推广本辖区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工作的典型经验和做法，针对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制定相应措施，并督促做好整改落实工作，粮食行政执法程序和行为进一步规范，基层粮食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得到提高。

　　（五）坚持丰富传统宣传手段与创新宣传形式相结合，着力提高粮食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效性

　　各地粮食部门在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丰富传统宣传手段的同时，主动适应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趋势，不断创新法制宣传教育形式和载体，充分发挥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开展粮食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了宣传的覆盖面，增强了粮食法制宣传教育的感染力。

　　一是继续发挥传统宣传手段的优势，提高了粮食法制宣传教育的渗透力。各地粮食部门通过在公共场所张贴宣传画、派发宣传资料、设立宣传展板、举办现场咨询，在新闻媒体开辟宣传专栏、介绍法律知识、制作法制宣传节目等多种方式开展粮食法制宣传，扩大了粮食法制宣传的社会认知度。甘肃省粮食部门主动将每年条例的集中宣传时间由一周延长为一个月，采取集中时间、统一安排、上下联动的方式，充分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宣传媒介，对条例进行深入宣传，全省设立宣传点近500个，举办宣传活动逾600次，参加宣传人员超过1万人，发放宣传材料60余万份，出台宣传车辆近700车次，现场接受宣传的群众超过40万人次，取得了明显的宣传效果，进一步增强了条例的社会影响力。

　　二是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创新宣传方式，增强了粮食法制宣传教育的互动性。不少粮食部门在依托传统宣传手段的同时，积极发掘和利用网络的宣传优势，通过在互联网上举办在线访谈、在线知识竞赛等宣传活动，吸引了广大网民踊跃参与，拓宽了粮食法制宣传的覆盖面，提高了粮食法制宣传的社会认知度。

　　“五五”普法开展两年多来，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粮食行业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逐步提高，粮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得到增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公信力得到提高。粮食法制宣传教育在维护粮食市场秩序、服务粮食宏观调控、推进粮食部门依法行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部分领导干部对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学法用法的自觉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普法工作创新意识不足，与现阶段粮食普法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三是普法经费在有的地方得不到保障，影响了粮食普法活动的开展。

　　二、下一步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思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的通知》（中发〔2006〕7号）和党的十七大对普法工作提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的要求，各地粮食部门要深入开展粮食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扎实推进粮食依法治理工作，切实抓好粮食行业“五五”普法规划的贯彻落实。

　　（一）进一步增强做好粮食法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粮食法制工作是粮食部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粮食工作方针政策的落实，关系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各地粮食部门法制机构要紧紧围绕粮食流通中心工作，把粮食法制工作放在粮食流通中心工作中统筹研究和安排，增强做好粮食法制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直面矛盾、破解难题，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为促进粮食流通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粮食流通工作提供法律服务和制度保障。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紧紧围绕粮食流通中心工作，服务三农，服务民生，在粮食流通工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各地粮食部门要从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安排部署粮食普法工作，在粮食流通工作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靠法制宣传教育推动粮食流通工作。在普法内容上，要将粮食收购政策、粮食宏观调控政策、粮食质量卫生制度、粮食库存检查制度、粮食应急制度作为今年粮食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在普法对象上，要将粮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今后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为粮食流通工作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三）建立健全粮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体制机制。各地粮食部门要加强对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到有领导、有机构、有队伍、有经费，把工作抓好抓实，努力实现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要逐步完善粮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保障机制、监督机制、评估机制、激励机制，使粮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目标更明确、要求更具体，减少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增强工作的有序性和权威性，保证工作的持续性和实效性，为粮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要争取把普法经费列入专门预算，做到专款专用，保证粮食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正常开展，并根据形势发展，不断加大普法经费的投入。

　　（四）不断探索和创新粮食法制宣传工作的方式方法。各地粮食部门要努力创新普法工作的方法和途径，拓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充分发挥普法队伍的作用，采取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粮食法制宣传活动，增强普法的服务性；采用以考促学、学工结合等形式，调动广大粮食干部职工学法用法的积极性，增强普法的针对性；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开展粮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实现宣传人员和宣传对象的互动，增强普法的群众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