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就加强和规范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试点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部分地区就加强和规范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进行试点的通知
（2003年12月30日）
广东省、福建省、黑龙江省、湖南省、浙江省、云南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刑事法律援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经过调查研究，认为有必要制定加强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为使将来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更好地适应基层工作的实际需要，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决定在广东省广州市、福建省泉州市、黑龙江省大庆市、湖南省长沙市、浙江省温州市、云南省昆明市和青海省西宁市先行试点，试点时间从2004年2月到7月。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试点稿，以下简称《规定》)印发你们，作为开展试点工作的基本依据。试点期间，要按照《规定》(试点稿)办理刑事诉讼法律援助案件，相互支持，加强配合，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要实事求是，联系实际，加强探索，注意总结经验，积极解决问题，不因试点影响法律援助工作的正常发展。重要情况请及时上报。
附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试点稿)
为加强和规范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以及其他关于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刑事案件中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以及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执行。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出台前，在城市参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农村参照当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尚未制定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参照邻近城市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
申请人住所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与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请的法律援助机构所在地的经济困难标准执行。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人员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向办理案件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二条 申请刑事法律援助应当填写统一的法律援助申请表，并提交下列证件、证明材料：
(一)公民身份证明或者其他有效的身份证明，代申请人还应当提交有代理权的证明；
(二)住所地民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申请人及其家庭成员经济收入状况的证明；
(三)与所申请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诉讼文书；
(四)法律援助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第三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在对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应当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必须经侦查机关批准。
侦查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内，在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的同时，对因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
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口头告知的，应当记明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
第四条 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可以通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向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或者由看守所经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同意后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申请。
第五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收到在押犯罪嫌疑人提交的法律援助书面申请后24小时内，应当将法律援助申请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协助将申请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提供给法律援助机构。
在押犯罪嫌疑人将法律援助申请交给看守所的，看守所应当在经办理案件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同意后24小时内，将法律援助申请转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并通知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协助将申请法律援助所需要的相关证件和证明材料提供给法律援助机构。
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地址不详无法通知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在转交申请材料时一并告知法律援助机构。
第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接到申请后，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不齐全或者有疑义的，应当及时通知申请人补充有关材料或作出必要的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材料或作出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
第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在5日内审查并作出决定。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作出同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于3日内指派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出《刑事法律援助函》和《法律援助工作征询意见表》；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作出不予援助的书面决定，及时告知申请人，并在决定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第八条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援助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3日内向主管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重新审查，司法行政部门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责令该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第九条 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在撤销案件或移送审查起诉后，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在5日内将案件办理结果告知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第十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
(二)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
(三)可能被判处死刑的。
第十一条 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为其指定辩护人：
(一)经济困难的；
(二)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庭经济状况无法查明的；
(三)本人确无经济来源，其家属经多次劝说仍不愿意为其承担辩护律师费用的；
(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托辩护人的；
(五)具有外国国籍或无国籍的；
(六)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七)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意见和移送的案件证据材料可能影响正确定罪量刑的。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对需要指定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案件，应按规定函告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统一接受并组织实施。人民法院不在法院所在地审判的，可以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公函应当载明案件性质、被告人姓名、指定辩护的理由、案件承办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已确定开庭审理的还应载明开庭时间、地点。
开庭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以前将下列材料送交审判地的法律援助机构；
(一)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
(二)起诉书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
(三)被告人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或其他原因需要指定辩护的说明材料。
通知书应载明指定辩护的情形和出庭时间、地点、联系人以及联系方式。
第十四条 对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指派辩护律师，法律援助机构在确定承办律师后应填写《刑事法律援助公函》告知人民法院，并向人民法院发出《法律援助工作征询意见表》。
第十五条 人民法院决定变更开庭时间的，应在开庭前3日内通知辩护律师。接受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如有正当理由无法按时出庭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延期开庭。人民法院同意延期开庭的，应及时通知辩护律师。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案件，辩护律师应当在接到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函次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
第十七条 被告人坚持自己行使辩护权，拒绝人民法院已为其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被告人具有本规定第十条规定情形之一，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的，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拒绝辩护的原因，如有正当理由的，应当准许，但被告人需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
人民法院根据前款规定决定为被告人另行指定辩护人的，应在决定之日起3日内函告作出指派的原法律援助机构。
第十八条 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应按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办理有关委托和代理手续。
接受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专职人员办理有关委托和代理手续时，参照《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办理。
第十九条 受理跨省(区、市)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委托外地法律援助机构提供相应的协作。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支持法律援助律师开展工作，应当告知律师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依法安排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为律师履行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已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等职责提供必要的便利条件。
第二十一条 在审查起诉阶段，人民检察院应当为法律援助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件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以及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提供便利条件，减免复制材料等相关费用；法律援助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经人民检察院许可，并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其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法律援助律师行使辩护职责所开展的法律援助工作，为其提供查阅、摘抄、复制案件所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条件，并减免收取相关费用。
第二十三条 律师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中应当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法律援助机构对律师的法律援助活动进行监督指导，以保证法律援助案件质量。
第二十四条 接受指派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应在开庭前会见被告人，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法院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被告人不同意的，律师应记录在案，并函告人民法院和法律援助机构；被告人同意的，律师应及时办理有关委托辩护手续，履行辩护职责。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发现被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作出撤销指定辩护的决定，并将该决定函告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通知律师终止法律援助；
(一)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已另行委托辩护人的；
(二)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法律援助的；
(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情形。
法律援助机构发现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被告人具有本条第一款的情形之一的，可以作出撤销法律援助的决定，同时通知律师终止法律援助，并应函告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法律援助律师发现被告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法律援助机构，经法律援助机构作出撤销法律援助的决定后，应当终止法律援助，并由法律援助机构函告作出指定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给予法律援助律师适当补贴，具体数额由人民法院与法律援助机构协商解决。
第二十七条 对于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判决书、裁定书中应当写明作出指派的法律援助机构名称及具体承办案件的律师姓名。
人民法院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5日内将判决书一并送达当事人和承办律师。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一并送达当事人和承办律师。对于已办结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承办法官填写《法律援助工作征询意见表》，于结案10日内送回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供试点单位在试点工作中执行。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之一作出了规定。其中,在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案件的处理上,第二百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结合法律关于检察机关对符合条件的案件有权作相对不起诉决定的规定,可以看出,当事人达成和解将是新法实施以后,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作相对不起诉的一个重要裁量因素。在此,笔者将这种相对不起诉称之为“刑事和解不起诉”。
刑事和解不起诉的产生,扩大了检察机关公诉裁量权,它的运用,将在确实化解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节约诉讼资源、树立民主文明的司法形象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相应配套制度还有不完善之处，笔者现将与刑事和解不起诉相对应的配套机制如何进行完善构建,做粗浅的论述。
一、刑事和解不起诉配套制度的现状与不足
目前,法律赋予我国检察机关的非刑罚处理措施主要体现在修改后的刑诉法第173条第3款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91条,主要方法有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责令赔偿损失、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但对于达成刑事和解的刑事案件,目前法律规定的非刑罚处理方法还远远不能起到应有的警示、惩戒作用。目前的规定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其一是惩罚性太弱。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等措施非常必要,但在很多案件中,不足以使被不起诉人为自己的失范行为付出相应代价,从而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后果,反省过错。其二是强制力不够。如检察机关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但主管机关不处理或不通知检察机关该怎样处理,没有法律规定,易于使被不起诉人避免了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非刑罚处理手段
鉴于以上原因,为更好地使被不起诉人弥补其过错,及时恢复被侵害的社会关系,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在以相对不起诉处理案件后一定的非刑罚性的实体及程序处罚权力:
1、责令向社区提供无偿服务的权力。被不起诉人除履行和解协议外,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责令其向所在的社区提供无偿服务。这样的惩罚措施,更能体现国家和社会对犯罪嫌疑人涉案行为的态度,原因在于其前期行为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不仅仅是其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获得不起诉的处理决定只是国家对犯罪嫌疑人的宽大。特别是当被不起诉人取得了被害方情感上的谅解,但又无力赔偿或只能部分赔偿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如果检察机关要求其为被害人、社区提供无偿服务,通过劳动服务来恢复被破坏的双方关系和社会秩序,不失为物质赔偿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这种方式即使对于被不起诉人能够足额赔偿被害人的情况也是必要的。如对于有的交通肇事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即使犯罪嫌疑人能够在全额赔偿被害人损失后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其任何法律责任,检察机关可以据此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应当说仅仅赔偿、赔礼就了结案件,效果可能并不好。一方面是现实中交通肇事案件频繁发生,如果仅仅除赔偿被害人损失外就可以不受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显然难以对被不起诉人本人和其他人起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另一方面,这样的处理结果难免会引起社会对检察机关和解不起诉的误解,出现“以钱买刑”的负面评价。因此,检察机关对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同时宣布一份社会服务令,责令被不起诉人在一定期限内到交通拥挤场所或在高峰时段协助维护、疏导交通或者清洗护栏等交通设施,会令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交通肇事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同时对社会公众也是很好的警示,能够起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相结合的作用。
2.要求缴纳惩罚性款项的权力。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检察机关通过对案件的审查,认为可以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但犯罪嫌疑人除履行和解协议之外,仍有必要对其处以一定的财产性惩罚时,可责令其缴纳一定的款项,以示惩戒。
3.强制接受教育培训、心理矫正。检察机关在对刑事和解的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可根据被不起诉人的犯罪动机、成长经历、生活环境等具体情况,责令其在一定的期限内,强制性地到一定的帮教机构接受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或者到专业的心理矫正机构接受心理矫治,从而帮助被不起诉人纠正其扭曲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其思想深处的改造打下基础。
4。定期通报制度。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检察机关应有权通过召开由被害人、被不起诉人、有关单位、社区代表等参加的通报会议。会议的内容是由各方对被不起诉人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社区服务的情况、接受帮教的情况等进行通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避免犯罪嫌疑人被不起诉之后,检察机关的各种决定的执行情况和效果无人问津。
5、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的同时,建议有关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的,如果有关主管部门无故不作处理,检察机关有权向其上级部门或同级人大反映,上级部门或同级人大应责令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履行职责。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
在实践中,刑事和解不能达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被害人或因犯罪丧失财产,或因犯罪丧失劳动能力,或因犯罪陷入生活困境,但犯罪嫌疑人却无力从经济上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但是,经济赔偿并不应当是刑事和解唯一关注的问题,刑事和解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当事人之间矛盾的真正化解和社会秩序的真正恢复。如果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但却因经济能力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因而双方无法达成刑事和解,这会在某种程度上背离刑事和解制度设立的精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建立被害人救助制度,就可以在经济上替犯罪嫌疑人弥补一部分被害人的损失,这必将更有助于被害人原谅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这种作法还可以弱化刑事和解的物质色彩,强化其有错方悔过和被害方谅解的实质,降低社会对这一法律制度的误解度。当然,在启动国家救助的同时,还应当注意避免犯罪嫌疑人将本应自己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国家等投机行为的发生。要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考虑:一方面要严格审批程序、严把家庭收人等贫困证明文件的审查;另一方面可以要求被不起诉人分期偿付一定比例的救助款,以增强其责任意识。在支付补偿金后,国家对被不起诉人享有追偿权。
四、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现代刑法已从追求单纯的报复性正义向恢复性正义转化。而预防违法犯罪,社区是重要的工作平台。国家已越来越重视社区在犯罪矫正方面的作用。《刑法修正案(八)》将社区矫正立法化,是非刑罚化理念的法律制度体现,而刑事和解不起诉制度化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刑事和解不起诉是否能够达成以犯罪嫌疑人是否真诚悔改为前提,但是不可避免有些犯罪嫌疑人为了争取被害人的谅解、获得不起诉的处理结果,违背真实意愿而进行虚假表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其表现设定一定期限的考察,就可以进一步确认其悔罪表态的真实性。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社区矫正可以发挥社区或者是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刑事和解被不起诉人的监督和帮教。但这就对社区有了较高的要求。首先,应培育、建立规范的社区组织。社区矫正工作立足于社区,社区组织的广泛参与是社区矫正成功推行的决定性因素。然而,社区组织的发育和社区组织结构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社区建设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开始被重视,各种类型的社团中介组织不断涌现并在城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组织的优势是作为社区成员生活、工作的最主要场所，和成员有直接的接触，并且能够对成员起到动员的作用,发动社区成员关心社区事务,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社区组织的这些功能,用于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督和教育,都会发挥直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组建高素质的社区矫正队伍。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者应当接受过专业知识训练,具备法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历,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当的社会阅历和很强的社会责任感。
作者单位:山西省长治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