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审判权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审判权独立的前提下完善对审判权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现代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的干涉。”表明我国宪法确认司法独立为一项宪法原则。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一系列原则和制度来保障，而司法独立正是这些原则和制度当中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关键一环。独立是司法的形式要求,公正是司法的价值体现,独立的目的在于公正,公正需要独立来维护。总而言之,司法独立既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又为司法公正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审判权独立运行的意义
（一） 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耶林说：“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要及主张。”[1]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2] 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 [3] 为保证具有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5] 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7] 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
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以容忍的。
二、影响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原因
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虽然得到了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承认和支持，但由于体制、制度、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干扰法院执法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比较突出，必须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当前影响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因，既有法院外部环境的因素，也有法院系统内部自身体制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财政体制的原因
这是困扰法院发展的一个主要难题。当前法院本身没有独立的财权，财权由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所掌握，他们决定着各级法院的经费。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本级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法院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依附于政府，使地方政府有干预审判的物质决定性条件。这种财政体制使审判难于摆脱地方行政干预，使统一的审判权被行政区域分割开，法院变成纯粹为地方服务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法院”。
（二）领导体制的原因
目前在领导体制上，各级党委、人大与法院的关系，还存在着权限划分不清的情况。宪法规定了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同时规定了法院、检察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原则。在实践中，县以上各级党委设有政法委员会，负责领导、协调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工作。但是，党的政法委与人大、法院、检察院的权限划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出现许多单位干预审判，给法院尤其是主审法官造成很大压力，更主要的是有时干预是代表单位还是代表个人难以分清，往往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
（三）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
再看有关人事权，法院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审判人员本身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可见，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对地方各级法院拥有人事方面的控制权。在这种财政、人事两大重要权力均隶属和依附于地方权力的现状下，要求我们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的干涉实在是勉为其难，除非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有足够强的法律意识和大公无私精神。倘若人家真的要通过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过问、干扰或刁难法院的审判，我们是很难抗衡的。
（四）执法不严的问题。国家为了保障法院依法审判，在法律中对妨害诉讼的行为有明确的强制措施规定。但在实践中，有些单位和个人严重违反法律应受到制裁而受不到应有的制裁，从而致使作假证、不依法协助、有能力履行义务而拒不履行、侮辱殴打法官事件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法院的形象和权威，妨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
从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已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可以看出，法院正通过改革内部机制，努力实现司法公正。但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这并不仅仅是法院通过自身改革所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三、保障审判权独立运行的几点意见
要保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独立审判问题上真正实现立法与现实的契合，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和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实行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是审判独立真正实现的必备保障。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建立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二、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司法监督体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 。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但是应正确处理独立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法院是由人大产生的，要向它负责，受它监督。人大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必须掌握在一定限度之内，否则就会侵越审判权，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判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第三、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法院作为国家的执法机关，审判工作只有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支持，才能把握工作的方向。但是必须明确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即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而不是具体业务工作的领导。党必须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加强对人民法院的领导，其目的是实现法制的统一，审判的公正。逐步使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变为法官自觉审判公正的行动。
第四，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法官自身的高素质是保证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许多国家，法官是一个十分神圣的职位，成为法官既是一种荣誉又是一个梦想，但从法学院学生到律师或司法实习生，再到法官是一个艰苦、漫长而充满障碍的过程,这也就保证了实现司法公正可能性的提高。美国关于法官的六条标准，都是关于道德和品格的，可见个人素质和修养对法官来说是何等重要[8]。
第五，应当着力提高法官待遇。目前我国法官的级别待遇是与公务员相同的，这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情况是不符的，根据法官职业的特点，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是可行的。实行高薪制，可以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发展，吸引更多优秀的法律人才进入法院工作，并使其能抗拒腐蚀。
总之，司法独立是一个涉及到体制、观念的复杂问题，它不是单凭构划一个制度蓝图就能解决得了的，但它需要在观念更新的基础上从制度的重新架构入手。应当承认，我们的体制对司法工作的一些特殊性质还缺乏认同，在本质上还未给法律和法院以应有的尊严，所以在许多问题上应当更多地倾听和借鉴，而不能一味地套用行政、立法等工作的方法。如果说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法官就是这最后一道防线的守门人，倘若能放松对“守门人”的束缚，为他创造更加广阔的自由空间，让他“头顶是灿烂的星空，心中是崇高的道德法则”，我相信，正义的防线将更加巩固。　 　　　

参考文献：
1．[美]丹尼斯•诺德著，张茂伯译：《法律的理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版，第195页。
2． 马丁•P•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32页。
3．[英]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4．[美]福布森著，刘静译：《倾斜天平》，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95页。
5．王德志：《以保障法官独立为核心推进司法改革》，载于《法商研究》，1999年第1期。
6．易延友：《走向独立与公正的司法》，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6期。
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2页。
8．施海燕：《法官职业化建设需要职业化法律监督》，载《人民司法》2003年第4期。

　　一、前言
　　第三人干扰婚姻关系，系德国法及瑞士法之用语（Ehestorung durch Dritte），[1]指第三人与夫或妻之一方有通奸、同居或其它不正当行为，致破坏或妨碍夫妻基于配偶身份所生之关系而言。德国更有学者细分为内部干扰及外部干扰，前者是指由不当行为之一方配偶造成之婚姻干扰，后者则指由第三人所为之婚姻干扰。[2]
　　依据台湾民法规定，[3]夫妻结婚后，基于其婚姻关系，发生财产上之权利义务及身份上之权利义务。夫妻相互间之财产上权利义务，除家庭生活费用之分担（第1003条之1）及扶养义务（第1116条之1）外，主要为夫妻财产制。关于夫妻财产制，台湾民法设有法定财产制（第1017条至第1030条之4）及约定财产制（第1031条至1041条[共同财产制]、第1044条及第1046条[分别财产制]）。夫妻相互间之身份权利义务，则为夫妻结婚后之姓氏（第1000条）、同居义务（第1001条）、[4]夫妻之住所（第1002条）、日常家务代理权（第1003条）及继承（第1138条、第1144条）。此外，学者一致认为，基于一夫一妻制之本质，及民法第1052条第1项第2款规定通奸构成离婚之法定事由，应认为夫妻因结婚而互负忠贞（贞操）之义务，[5]亦即夫妻不得与他人有婚姻外之性行为或其它足以破坏夫妻关系之不正当交往。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147号解释亦指明，夫纳妾者，违背夫妻互负之贞操义务。
　　第三人侵害他人之配偶关系，最常见之情形为该第三人与夫妻之一方有通奸[6]或同居之行为，亦即破坏夫妻相互间之忠贞义务或同居义务。就此情形，在各国比较法上最有争议之问题有二：（1）与第三人为通奸行为之一方配偶（夫或妻）应否对他方配偶（妻或夫）负侵权责任？该第三人是否亦应对他方配偶负侵权责任？（2）如第三人及与该第三人为通奸行为之一方配偶应负侵权责任，则被害之他方配偶得主张何种内容之侵权责任；尤其有问题者为，他方配偶（妻或夫）得否主张其因一方配偶（夫或妻）通奸受有精神痛苦，而请求该一方配偶及第三人负金钱赔偿之侵权责任？
　　就上述问题，本文先略述德国法及瑞士法关于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状况，其次简介台湾侵权行为法与干扰婚姻关系有关之基本规定，最后再详细说明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在台湾法院之裁判发展。
　　二、德国法及瑞士法
　　在德国，第三人干扰他人之婚姻关系者，被害之配偶仅得基于婚姻生活之空间范围（raumlich-gegenstandlichen Ehebereich）遭受不法侵害，而对加害之配偶及与加害配偶共同为加害行为之第三人，主张其权利。例如，夫将其外遇之女友带回家中者，妻得请求法院制止之。[7]妻之前述制止请求权，并非来自于德国民法第823条规定之侵权行为法所提供之损害赔偿等救济手段，而系本于德国民法第1004条规定之不作为请求权。[8]
　　依据德国法院裁判及学者通说，在侵权行为法上，第三人干扰他人之婚姻关系时，被害之配偶得主张其婚姻关系应受尊重之权利而被不法侵害，请求因此所生之财产上损害。因此，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有婚姻外性行为或其它不正当之交往时，他方配偶为追查而支出必要之征信费用，得请求该第三人赔偿之。一方配偶如与第三人因性行为而怀胎生下子女者，他方配偶为该子女支出之扶养费用，或他方配偶提起否认婚生子女之诉而支出费用时，得本于德国民法第1067条第3项规定请求该第三人赔偿之；[9]至于该子女之生育费用，则得依不当得利规定请求第三人返还之。[10]然而，前述各项费用，不得向有婚姻外性行为之一方加害配偶请求之。[11]详言之，除非该一方配偶有德国民法第826条所规定之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方法加损害于他方配偶之情形，例如该一方配偶向他方配偶谎称该子女来自他方配偶之血缘，否则他方配偶不得向该一方配偶主张侵权责任而请求损害赔偿。[12]
　　特别引人注意者，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贯认为，婚姻关系被第三人干扰时，被害之配偶纵然因此受有精神上之痛苦，仍然不得向加害之配偶及该第三人请求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13]
　　在瑞士，第三人侵害他人之配偶关系者，构成对被害配偶人格之侵害，被害之配偶得依瑞士民法第28条规定请求法院救济。[14]该条规定：人格被不法侵害者，得对任何参与该侵害之人，请求法院救济。瑞士最高法院曾经判决，妻之前男友一再主张其为夫妻所生女儿之亲生父亲者，夫妻得请求法院禁止该男友继续为此项主张，并得以该男友之行为侵害夫妻之人格为理由，请求其赔偿慰抚金。[15]
　　三、台湾法
　　（一）与干扰婚姻关系有关之侵权责任基本规定
　　1999年4月21日修正，2000年5月5日施行之台湾民法债编，于第 184条至第198条设有侵权行为之规定，其与侵害他人配偶关系有关之条文为民法第184条、第185条及第195条。
　　民法第184条规定：“（第1项）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第2项）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于他人者，负赔偿责任。但能证明其行为无过失者，不在此限。”[16]
　　民法第185条规定：“（第1项）数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连带负损害赔偿责任。不能知其中孰为加害人者，亦同。（第2项）造意人及帮助人，视为共同行为人。”
　　民法第195条规定：“（第1项）不法侵害他人之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信用、隐私、贞操，或不法侵害其它人格法益而情节重大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其名誉被侵害者，并得请求回复名誉之适当处分。（第2项）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以金额赔偿之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第3项）前二项规定，于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子、女或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准用之。”[17]
　　第184条规定，系仿效德国民法第823条规定，将侵权行为分为三种类型：[18]（1）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2）故意背于善良风俗方法加损害于他人；（3）违背保护他人法律。依通说见解，[19]民法第184条第1项前段规定保护之客体为“权利”；同条项后段规定保护之客体主要为“权利以外之法益”，但亦可包含“权利”在内；本条第2项规定保护之客体，则为保护他人为目的之法律所欲保护之“权利”或“权利以外之利益”。因此，凡“权利”受侵害者，如其侵害不具阻却违法事由，且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时，被害人即得请求赔偿；但“权利以外之法益”受侵害者，须该侵害行为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或其侵害在客观评价上违背善良风俗且行为人主观意思上为故意，被害人始得请求赔偿。最高法院亦一再强调：“按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定有明文。本项规定前后两段为相异之侵权行为类型。关于保护之法益，前段为权利，后段为一般法益。关于主观责任，前者以故意过失为已足，后者则限制须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两者要件有别，请求权基础相异，诉讼标的自属不同。”[20]
　　第185条规定，系规范多数人之不法行为如何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而对被害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第195条第1项规定，在1999年4月21日前之内容，基本上仿效德国民法2002年8月1日修正前之第847条第1项，明定“身体、健康、名誉、自由”为“特别人格权”[21]，该四项特别人格权之任何一种遭不法侵害者，被害人如受有非财产上损害（精神痛苦或肉体痛苦），得请求赔偿义务人以金钱赔偿之（慰抚金）。1999年4月21日修正债编条文时，在本条第1项增加“信用、隐私、贞操”被不法侵害时，及“其它人格法益”被不法侵害且情节重大时，被害人亦得就其因而发生之非财产上损害，请求相当金额之金钱赔偿；另又在本条第3项新增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子女或配偶关系而生之身份法益且情节重大时，亦应就被害人因此所受之非财产上损害，赔偿相当之金额。
　　（二）最高法院判例及决议
　　1.侵权责任之构成
　　如前所述，第三人侵害他人之配偶关系，最常见之情形为：第三人与夫妻之一方有通奸之行为。在台湾，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通奸时，发生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部分，通奸之配偶及相奸之第三人，分别构成通奸罪及相奸罪，得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39条）。通奸罪及相奸罪，为告诉乃论，被害之配偶得选择对通奸之配偶及相奸之第三人一并告诉，亦得仅对通奸之配偶提起告诉，或仅对相奸之第三人提起告诉。但他方配偶就一方配偶之通奸，有事前纵容或事后宥恕之情事者，不得告诉。告诉期间为自被害配偶知悉通奸之事实起六个月（刑法第245条、刑事诉讼法第237条）。被害配偶对通奸之配偶及相奸第三人提起告诉后，于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得撤回对其二人之告诉，亦得仅撤回对通奸配偶之告诉，而保留对相奸之第三人之告诉，但不得仅撤回对相奸之第三人之告诉而保留对通奸之配偶之告诉（刑事诉讼法第238条及第239条）。
　　民事责任部分，一方配偶与第三人通奸时，他方配偶得依民法第1052条第1项第2款规定请求法院判决离婚，[22]并得依民法第1056条规定，请求赔偿财产上及非财产上之损害[23]此外，依据最高法院历年判例与决议，[24]该一方配偶及第三人亦应各自及共同对他方配偶负侵权责任。换言之，他方配偶得仅请求通奸之一方配偶负侵权责任，或仅请求相奸之第三人负侵权责任，亦得请求通奸之一方配偶与相奸之第三人负共同侵权责任。参见以下判例及决议。
　　（1）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278号判例
　　最高法院首先于 1952年3月28日41年度台上字第278号判决中表示：“按夫对于妻在现行法上并无何种权利可言，他人与其妻通奸，除应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夫之权利，惟依社会一般观念，如该他人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故意，苟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损害。”嗣后，该判决经选为判例，[25]并以上述判决内容为基础，而作成下述判例要旨：“民法亲属编施行前之所谓夫权，已为现行法所不采，故与有夫之妇通奸者，除应负刑事责任外，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之故意，苟其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
　　（2）最高法院41年度民庭庭长会议决议（二）
　　1952年4月14日，最高法院举行民事庭庭长会议，并决议：“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仅系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所谓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甲因此与其妻离婚，如受有损害，自得请求乙赔偿。”
　　（3）最高法院44年度民、刑庭总会会议决议（一）
　　1955年6月7日，最高法院召开民庭及刑庭庭长、推事总会，讨论民二庭下述提案：查本院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民庭庭长会议决议录载“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同年台上字第二七八号判例载“与有夫之妇通奸者……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故意，苟其夫虽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两者均载在判例要旨续编，究竟夫之名誉，得否认为受有非财产上之损害，现有正、反两种意见，究应如何办理？请公决。
　　针对民二庭上开提案，本次民、刑庭总会会议作成决议：“查本院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民庭庭长会议决议录载‘乙与甲之妻通奸，非侵害甲之名誉权’，同年台上字第二七八号判例载‘与有夫之妇通奸者……固无所谓侵害他人之夫权，惟社会一般观念，如明知为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不得谓非有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人之故意，苟其夫确因此受有财产上或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自仍得请求赔偿’，两者均载在判例要旨续编，该决议案与判例并无抵触，妻与人通奸，并无损害夫之名誉权。”
　　（4）最高法院55年度第2次民、刑庭总会会议决议（四）
　　1966年3月28日最高法院民二庭提出下列议案：“甲与乙之妻通奸，究系侵害夫之何种权利，乙能否请求精神慰藉金，本院四十一年台上字第二七八号判例，于此情形，认夫对于所受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但仅说明系适用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而未及同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本院五十四年台上字第二八八三号判决，认人之家室有不受侵害之自由，明知有夫之妇而与之通奸，虽不构成侵害夫之亲属权或名誉权，但是否侵害其自由权，非无审究余地，应如何解决？请公决。”决议：仍维持本院以往四十一年四月十四日民庭庭长会议议决案。
　　（5）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2053号判例
　　最高法院于1966年8月11日作成55年度台上字第2053号判决，其基本事实为：夫与一名女子同居，业经刑事法院判处夫及该子女妨害家庭罪刑确定在案，妻主张夫及该女子均以故意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妻，起诉请求法院判命夫及该女子连带赔偿其精神上所受之损害新台币二万元。
　　第二审法院驳回妻之请求，理由为：“配偶之另一方虽可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后段规定请求财产上或非财产之损害，惟非财产上之损害，依民法第十八条规定，须法律上有特别规定者，始得请求，配偶与人通奸，既非侵害民法第十九条之姓名权，亦非第一百九十四条及第一百九十五条之生命身体及健康权，又非侵害名誉权及自由权，其它亦无相当之规定，指明得请求精神慰藉金，况上诉人与郑雄世现尚有夫妻关系，其请求难谓有理。”
　　最高法院废弃前述第二审法院判决，废弃理由为：“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前段规定，以权利之侵害为侵权行为要件之一，故有谓非侵害既存法律体系所明认之权利，不构成侵权行为。惟同法条后段规定，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他人者，亦同。则侵权行为系指违法以及不当加损害于他人之行为而言，至于侵害系何权利，要非所问。而所谓违法以及不当，不仅限于侵害法律明定之权利，即违反保护个人法益之法规，或广泛悖反规律社会生活之根本原理的公序良俗者，亦同。通奸之足以破坏夫妻间之共同生活而非法之所许，此从公序良俗之观点可得断言，不问所侵害系何权利，对于配偶之他方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婚姻系以夫妻之共同生活为其目的，配偶应互相协力保持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而夫妻互守诚实，系为确保其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之必要条件，故应解为配偶因婚姻契约而互负诚实之义务，配偶之一方行为不诚实，破坏共同生活之圆满安全及幸福者，即为违反因婚姻契约之义务而侵害他方之权利。”
　　嗣后，本判决前述判决理由经选为判例要旨。
　　2.侵权责任之内容
　　（1）财产上损害之赔偿
　　台湾法院实务上，很少出现被害之妻或夫请求通奸之夫或妻及相奸之第三人赔偿财产上之损害。但理论上，既然认为配偶之一方与第三人通奸构成对他方配偶之侵权责任，则他方配偶如因一方配偶之通奸而受有财产上损害，当然亦得请求该一方配偶及相奸之第三人赔偿之。此之所谓财产上损害，典型者为他方配偶为追查及搜集一方配偶之通奸而支出之征信费用。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2897号裁定，妻与他人通奸，原审判决夫得请求妻与该他人连带赔偿之精神慰藉金新台币（下同）四十万元，但认为夫为追查妻与他人之通奸而支付之征信社费用六十万元非属必要费用，不应准许而驳回之。夫虽提起第三审上诉，但最高法院认为夫之上诉仅泛言原判决违法，难认对该判决之如何违背法令已有具体之指摘，其上诉为不合法，乃裁定驳回。
　　由于本件最高法院系以夫之上诉不合法而裁定驳回，故不得依据本裁定而主张最高法院本件裁定业已认定夫或妻为追查其妻或夫与他人通奸而支出之征信费用，一概不得向为通奸行为之妻及第三人请求赔偿。
　　（2）非财产上损害（精神痛苦）之金钱赔偿（慰抚金）
　　在台湾，夫或妻与第三人通奸或有其它不正当交往时，被害之妻或夫最常请求者，系精神痛苦之金钱赔偿（慰抚金）。此项请求，依据最高法院前揭判例、决议及其它裁判，应予准许。而且被害之妻或夫得仅请求为通奸行为之夫或妻赔偿之，或仅请求相奸之第三人赔偿之，亦得请求为通奸行为之夫或妻及相奸之第三人连带赔偿之。
　　至于被害之妻或夫得请求之慰抚金金额，应如何判断系属合理，依据最高法院裁判，应于每个具体个案中考虑下列因素：原告与被告之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经济能力以及原告精神上所受损害程度。参见以下所例示之最高法院判决。
　　94年度台上字第1915号判决：“上诉人为被上诉人之妻，于两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通奸生子，自属侵害被上诉人基于婚姻关系所享有之夫妻身份法益，且情节重大。…被上诉人主张上诉人应负赔偿精神慰抚金之责任，核与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第一项、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三项规定相符……经斟酌两造之身份、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智识经验、上诉人加害程度及被上诉人所受精神上所受痛苦程度等一切情状，认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给付精神慰抚金以五十万元为允当。”
　　88年度台上字第1549号判决：“审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乙结婚四年余，育有二子，年纪尚幼，乙不思珍惜家庭生活，不以家庭整体幸福为重，反与知情之甲通奸，造成家庭破碎，上诉人遭此打击，精神因而深受痛苦；乙系协和工商毕业，于连兴公司上班，甲系台北商专毕业，均无不动产，上诉人则黎明工专毕业，现任打字工作，亦无不动产；乙于八十四年及八十五年最近二年之年所得约五十万元及上诉人精神上所受之痛苦等一切情状，认上诉人关于慰抚金之请求，于一百万元之范围为适当。”
　　88年度台上字第868号判决：“查被上诉人（夫）系高中肄业，为齿模技术员，月人四、五万元，扶养二名小孩及母亲，有十六坪土地；上诉人（相奸之第三人）系高中毕业，任职公司管理员。原审斟酌两造之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经济能力以及被上诉人精神上所受损害程度，认被上诉人请求上诉人赔偿其非财产上损害以八十万元为相当。”
　　87年度台上字第2902号判决：“上诉人获有博士学位，为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副教授，年所得一百五十万六千五百零四元，有在职证明书、各类所得扣缴暨免扣缴凭单、八十四年度综合所得税税额证明书各一纸复印件为证；被上诉人经商，年所得在一百五十万元至两百万元之间，其在台北县永和市拥有一约三十坪之房屋，财力良好等情。因而审酌上诉人之身份地位及被上诉人之财力暨双方资力与加害程度，认上诉人因通奸被害部分，被上诉人应赔偿新台币六十万元为适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