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与法律之间的断想

足球运动起源于古代中国，兴于近世欧洲；法学的理念起源于古罗马，近世传入中国。足球是感性的运动，是人类内心挥之不去的暴力情节以较为文明的方式得以发泄，足球场上崇尚激情与力量的对抗；法学是理性的思索，是人类防止人类暴力情结无休止的宣泄而设立的一套规则体系，法庭是膜拜理性的圣殿，崇尚平等与正义的诉求。此二者在本质上看似并无内在的关联性，但是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内在自身的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进而使得足球与法学之间产生了某种表象抑或更深层次的关联。
卢俊曾喟叹：“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其实所谓枷锁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的隐喻。在球场内外球迷是足球的囚徒，在市民社会人亦是法律的囚徒。足球是一种大众的娱乐，诉讼其实本质上也只是一场游戏。足球在其娱乐性愈加凸现的今天，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的消费品，而诉讼在一些法治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样也成为了一种“高消费”的标的。在足球比赛的过程中双方球员就好比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裁判就好比法官，而足球就好比双方当事人争执的标的。在足球比赛中球员们围着足球相互拼抢，不时的会出现犯规、假摔，同时裁判员居中公正地裁判，观众席的球迷们各显神通，用颜料在自己的脸上画出代表各自国家或者俱乐部的图案。法庭则是审判的剧场，法官、检察官、律师、当事人共同演绎的诉讼之戏，律师们唇枪舌剑、相互对抗，当事人相继陈述，提供对本方有利的证据、法官消极中立的裁判，不同的角色在法庭这一特殊的剧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从宏观上看，如果把足球场视为一个小型的社会，将一支球队进行细致地划分，我们不难发现前锋队员一般扮演的是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角色，中场队员一般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后卫的角色一般是由司法机关的承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般行使的是社会管理职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创造性，他们的行政行为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更近，离百姓的生活也更近。而立法机关之所以担任中场调度的角色，是因为它既可以监督行政机关也可以监督司法机关，并且通过立法来指导行政与司法的运行，有总揽全局的作用。司法机关向来都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理所当然的将成为后卫。而担任后卫角色的人往往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人，你防守出色时人们觉得这是你应当做到的，一旦防守出现失误，所有的批评声、叫骂声就会如洪水般的扑来，最终被民众的口水淹没。人们的视点往往集中在前锋队员的精彩过人和大力射门上，对于后卫防守水平一般的观众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加以分析和判断。有优秀的后卫时人们往往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是一旦没有后卫，或者后卫与前锋的实力较为悬殊时，优秀后卫的重要性就会格外的凸现。皇家马德里队的防守一直以来都遭到各界人士的非议，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六大巨星”的存在使得前后场在实力上出现鸿沟。法律存在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保障着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实现，一旦出现差错，就往往遭来一片骂声。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不存在法律，那将是何等混乱的局面。
从微观上讲，足球里往往有假球、有“黑哨”，法院的裁判中也往往存在着法官的肆意裁断、司法腐败等等问题。所谓之假球，也就是在双方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事先通过交涉或者默认的方式就比赛的结果达成实现的“共识”，所为之比赛不过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在法庭审理案件中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走过场”、“打假球”的行为。双方当事人的胜负其实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定下，法庭的审判只不过是走走程序，做做戏罢了。“实体的正义”与“程序的正义”在这种“过场”中已经被践踏得面目全非、被腐化之风卷得荡然无存。
在球场上，裁判的即时裁决是不需要球员举证的，这与法院审理案件中当事人举证制度有所不同。因为足球毕竟只是一种娱乐性较强的体育运动，被看成一种游戏，既然是游戏就没有必要当真。足球之所以有魅力，其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足球比赛中总是存在着各类错判，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在1986年阿根廷世界杯上，英格兰对阿根廷一场中马拉多纳的那只“上帝之手”在近20年后依然被球迷们津津乐道，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可是在司法领域中，我们却不能追求这种所谓之“错判也是足球的一部分”的价值。因为足球在追求公平价值的同时还要讲究观赏性，要是一旦出现“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大家就都停下来看录像回放，那么整个高度对抗性的足球比赛将不复存在，大家花高价买的足球票就成了“电影票”。法院在审理案件要实现的是社会正义，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庭审理不是做秀，也不要求高度的可观赏性。而往往法庭辩论中，双方理性的碰撞和对真相的祈求，使得诉讼又具有了另一种魅力，引用贺卫方教授的话说这是“人为理性的光芒”！
裁判是公平竞争的象征，法官是公正裁决的化身。绿茵场上的裁判和法庭上的法官都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而我们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裁判和法官当然也不例外，裁判的黑哨和法官的枉法都是难以杜绝的。为了避免这种肆意的出现，实现社会正义，我们采取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和诉讼的理念。中国由于受原苏联诉讼模式的影响，曾长期奉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如同机器人足球赛一样，“球员”是受人操纵和受计算机程序支配的机器人，中国人可以在机器人世界杯足球赛上夺冠，而中国足球队要赢得“大力神杯”还是遥遥无期的美梦。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整个诉讼的进程都是有法官依职权来推动，法官可以主动地搜集证据，并将当事人未提出的证据和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此种情形反映在球场上便是球员们都站着不动，由裁判来指挥比赛的进行，如果真的如此，那将是何等可笑的局面。法官在审判中应该是消极与中立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不可以成为断案地依据。就有如裁判在裁决犯规时必须中立，队员没有犯规时不能依自己的职权主动判犯规。裁判永远是对抗中的旁观者，如果裁判在比赛中也能积极主动地“来上这么一脚”，那比赛将无法再进行下去，公正与客观地裁决将化为湮灭，整个比赛也将成为一场闹剧。日本法学家小林秀之教授在比较德国、日本与美国的民事诉讼体制后指出，利用相对立的当事人对胜的结果的追求，使得当事人在诉讼中充分展开攻击和防御，而法官或陪审团则被动地从当事人双方的“体育竞技”过程中判断哪方当事人应当胜诉是美国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基本法理。日本和德国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与之相似，只是美国的民事诉讼系属纯粹之当事人主义，其“体育竞技”性更加的凸显而已。
此外，裁判与法官都遵循回避原则。足球的主客场体现了公正和公平理念，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早已成为中国法院的一大久治未愈的顽症。司法地过程不可能在原告所在地审判一次，又在被告的所在地再审判一次，司法对于公正的诉求应该不分地域，不分主场和客场，唯一的裁判依据只能是社会正义。在足球比赛中，“主场优势”这一因素体现得十分充分。韩日世界杯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足坛劲旅纷纷败在“太极虎”脚下，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失败的球队不是仅仅在应战对方十一个人，而是在与主场几万“红魔”对抗。比赛中裁判往往基于主场球迷的“足球情感”和避免引发主场骚乱，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将“证明责任”的包袱丢给了客场作战的一方，自己往往成为主场球队的第十二名队员。因此，世界足联以主客场这一竞赛的方式，变相地接受了“主场优势”的这一事实，张卫平教授称之为“裁判政策学”，同时也提出了“司法政策学”的构想。但是，作为对司法实务界了解甚少的笔者，依然怀着一颗单纯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心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少一些“司法政策学”的为好。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足球，或许人们的生活将缺少许多的乐趣，人们的激情与希望将少了一个宣泄与寄托的载体。如果人间没有了法律的规则，将出现两种极端的局面，一者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源按需分配，届时国家、监狱、军队、警察等一系列暴力机构将不复存在，当然法律也因为失去了保障其实行的强制力而逐渐消亡。整个社会进入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个人的情感与道德的约束超越法律，达到完美的境界。其二种情况有可能世界将混乱一片，人们的基本权利，如生命、财产、健康、性自由等等都得不到保障，整个社会因为规则的缺失而最后崩溃，人类也将随之走向灭亡。较之二者，也许在现阶段看来，第二种状态具有出现的盖然性。由是观之，吾国吾民依然无法摆脱社会规则之清朗。足球和法律从古代产生，但都发达于现代社会，是近代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产物。其二者的共性表现为都具有较强的对抗性，缺少了其中的一个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人类其实本质上就是一种是非常奇怪的动物，喜欢看暴力，以此来发泄文明时代的野蛮情绪。足球运动员冲撞和对抗得越激烈，观众的情绪越高涨。律师唇枪舌剑辩论得越精彩，人们越是将其视为诉讼的经典，从而拍成影片或者载入史册。对抗与竞技永远是人类所追崇的价值理念，其通过自身内在周而复始的博弈与趋同从而得到发展。足球竞技是外圆内方的，因为人们在感叹足球比赛胜负之不可预见性时，内心却总是存在着一种朴素的价值情感和正义理念，在娱乐外表下少不了竞技道德与诚信的持守；法律是外方内圆，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价值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裁判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只是在法治未兴的当今中国社会，笔者认为司法裁判中的模糊地带恐怕应当稍加缓行！

齐 汇
文于清华园北紫荆寓所

辽宁省本溪市人大常委会


本溪市就业促进条例


（2011年11月29日本溪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2012年1月5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就业与促进就业相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到歧视。

倡导劳动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增强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自谋职业。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统筹城乡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扶持困难群体就业，多渠道扩大就业。建立和完善促进就业的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内促进就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促进就业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具体负责日常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规划建设、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促进就业工作。

第六条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工商联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协助人民政府开展促进就业工作，引导和帮助劳动者实现就业，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劳动权利。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就业政策宣传、本辖区内劳动者的就业失业登记、就业岗位信息发布和就业失业情况统计等促进就业的基础性工作。

第八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促进就业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九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统筹协调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有关部门应当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支持各类企业通过兴办产业或者拓展经营，多渠道、多方式增加就业岗位。

第十一条 在安排政府投资和确定重大建设项目时，发展改革、规划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将增加就业岗位作为评价项目的重要指标。

相关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当载明项目就业岗位增加、人力资源配置等内容。立项批准后，项目相关材料须报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同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按国家及省有关规定执行。

就业专项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侵占和挪用。审计、财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就业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用人单位增加就业岗位、吸纳就业，鼓励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对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和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给予税收优惠和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十四条 失业人员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或合伙组织共同创业的，可按规定向市、自治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从事微利项目的，在正常贷款期限内由财政部门据实全额贴息。

第十五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多渠道筹集创业扶持资金，设立创业孵化基地和创业园区等，为劳动者创业提供低价或者免费的经营场地。

第十六条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军队退役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低保户、低保边缘户、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成员等首次自主创业，领取工商营业执照，正常纳税经营1年以上的，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

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并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创业带头人企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

第十七条 失业人员在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间，实现自谋职业、自主创业或者从事个体经营的，可以向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一次性领取剩余期限的失业保险金。

第十八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依法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失业人员就业工作。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制度，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失业登记和就业服务体系，依法从土地出让收益中安排适当数量的资金，扶持被征地农民就业。因征用土地而直接受益的企业，应当按照一定比例优先安排符合岗位要求的被征地农民就业。



第三章 就业服务和管理

第十九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促进劳动者通过市场实现就业。

第二十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完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发布制度，构建市、自治县、区、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四级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统一规范、方便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服务体系。

第二十一条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场所建设，集中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乡镇、街道、社区、行政村建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基层服务窗口，开展以就业援助为重点的公共就业服务，实施劳动力资源调查统计，并承担上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安排的其他就业服务工作。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免费提供就业咨询、职业供求信息、市场工资指导价格信息、职业培训信息、职业指导、就业援助、就业和失业登记等公共就业服务。

第二十二条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职业中介机构从事职业中介活动，不得有下列就业歧视行为：

（一）除国家规定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以性别为由拒绝招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录用标准，以及对女性设置不同的薪酬标准；

（二）无特殊岗位需要不招用残疾人；

（三）对其他就业困难人员设置不平等录用标准；

（四）除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卫生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使传染病扩散的工作外，用人单位以传染病病原携带者为由拒绝招用。

第二十三条 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享有下列与城镇劳动者平等的劳动权利：

（一）就业和选择职业；

（二）依法签订和要求履行劳动合同；

（三）获取劳动报酬和实现同工同酬；

（四）参加社会保险，享受待遇；

（五）免费获得公共就业服务；

（六）获得职业教育和培训，并按规定享受政府培训补贴；

（七）自主创业、自谋职业人员依法享有相关政策扶持；

（八）城镇劳动者享有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四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就业登记和失业登记制度，完善就业管理和失业管理。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就业登记与失业登记工作。各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提供调查所需要的相关资料及数据。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应当为其办理就业登记。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应当办理就业登记，可以享受相应的就业优惠政策。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应当为其注销就业登记。

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应当按规定办理失业登记。

第二十六条 公共就业服务经费应当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根据财政预算编制的规定，依法编制公共就业服务年度预算，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后执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方式，给予社区、行政村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基层服务窗口经费支持，保证基层劳动保障平台开展就业服务工作需要。

第二十七条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经市、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依法取得行政许可后，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未经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介绍活动。

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章程和管理制度；

（二）有开展业务必备的固定场所、办公设施和一定数额的开办资金；

（三）有一定数量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专职工作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八条 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在服务场所明示营业执照、职业中介许可证、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工作人员信息、监督机关名称和投诉电话等，并接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指导、管理、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九条 职业中介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提供虚假就业信息；

（二）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三）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

（四）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或者向劳动者收取抵押金；

（五）发布包含歧视性内容的就业信息；

（六）与用人单位恶意串通损害求职者合法权益；

（七）介绍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就业；

（八）为无合法身份证件的劳动者提供职业中介服务；

（九）介绍劳动者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职业；

（十）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就业促进服务举报投诉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投诉电子邮箱。对举报和投诉违法违规行为属实的，应当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失业预警监测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对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失业，实施预防、调解和控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建立劳动力信息动态监测制度，用人单位一次性裁减人员数量较多，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的，应向事先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告。



第四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三十二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发展职业教育，开展职业培训，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劳动者的公共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的投入机制，鼓励和扶持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兴办职业教育、培训事业，促进劳动者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第三十三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实施职业能力开发计划，加大职业培训资金投入，促进各类职业学校和技工院校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按照公开、择优的原则确定定点培训机构，鼓励定点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培训，对培训成果进行绩效考评。

第三十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和引导失业人员、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创业培训，鼓励各类培训机构为其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创业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者参加技能培训、创业培训的，按照有关规定享受政府培训补贴。

第三十五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职业能力评价体系建设，完善职业技能鉴定质量督导监管机制，确保职业技能鉴定质量。

就业困难人员、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通过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三十六条 自身没有能力开展职工培训，以及未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的企业，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对其职工教育经费实行统筹，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开展培训服务。

第三十七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劳动预备制度，对有就业要求的城乡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实行至少3个月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其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或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



第五章 就业援助

第三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援助制度，采取税费优惠和减免、免费技能培训、小额担保贷款、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等办法，通过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定向培训和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多种途径，对有就业愿望和就业能力的就业困难人员实行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

第三十九条 市、自治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零就业家庭即时岗位援助制度，及时向零就业家庭中的失业人员提供适当的就业岗位，确保城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零就业家庭至少有1人实现就业。

第四十条 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可以向住所地街道、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就业援助，经自治县、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确认属实的，纳入就业援助范围。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信息数据库，实行就业援助对象动态管理和援助责任制度，限期提供及时、有效的就业援助。

第四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多种促进就业措施，拓宽公益性岗位范围，开发公共服务、便民、管理等不同类型的就业岗位。政府投资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要优先安排就业困难人员。在公益性岗位安排的就业困难人员，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第四十二条 政府投资兴办的各类经营性市场的摊位和商铺，应当留出一定比例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就业困难人员出租、出售。对享受政府扶持政策的经营性市场，应当将市场摊位和商铺情况向社会公示，优先向就业困难人员出租。

第四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就业与低保联动机制，鼓励和促进就业困难人员积极主动就业。

低保户、低保边缘户家庭成员就业后，可按照省、市政府有关规定在一定期限内继续享受城市低保待遇、低保边缘户救助待遇。

低保户家庭成员进行自主创业或自谋职业，按照相关规定享受一定数额的城市低保金，作为扶持资金。



第六章 法律责任第四十四条 劳动行政等有关部门或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促进就业工作职责或者不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措施的；

（二）虚报促进就业绩效考核指标的；

（三）截留、侵占、挪用就业专项资金的；

（四）对投诉举报故意推诿、拖延或者对侵犯劳动者就业权益的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就业歧视或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的，劳动者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予以关闭；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取得许可未办理工商登记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二十九条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提供虚假就业信息，为无合法证照的用人单位提供职业中介服务，伪造、涂改、转让职业中介许可证等行为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职业中介机构扣押劳动者居民身份证等证件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职业中介机构向劳动者收取押金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并以每人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侵占、挪用教育经费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